作者简介
▲作者像
罗如春：（-）男，四川巴中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韶峰学者”，文艺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批会员、湖南省文艺学学会常务理事、湘潭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省社科基金等4项。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在《学术月刊》《文化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译文多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多篇。
本文主要探讨“后殖民知识分子”（流散知识分子diasporicintellectual）——也就是移民于第一世界的操持后殖民批评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处境及其意义。与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和第一世界的纯粹白人后殖民批评家（如詹明信）都有所不同，大致说来，这部分知识分子身处后殖民语境的核心冲突地带：一方面他们携带着母国的语言习惯、文化积淀、国族身份乃至种族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直接面临移居国强势文化的全方位碰撞、融渗和压迫，其“三明治”般的文化处境也决定了他们对于自身文化国族身份的超常敏感与强烈的自我意识。探讨这部分人的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对于深入理解后殖民文化与全球化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诸种情况仅仅只是就其趋势与大端而言，并不一定表明文中论及的情况适用于所有后殖民/移民/流散知识分子。
一杂交的身份、飘移的认同
著名后殖民批评家阿里夫·德里克（美籍土耳其人）对“后殖民主义确切始于什么时候”问题的迹近戏谑的批评性回答“后殖民主义始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界之时”，它将后殖民文化批评的缘起归于这类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诞生确实是一个洞见：他挑明了后殖民理论的后结构混杂性。这类知识分子在整个后殖民文化批评家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如众所周知的后殖民批评“三剑客”的赛义德（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逝世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霍米·巴巴（具有波斯血统的印度裔英国学者、目前执教哈佛）、斯皮瓦克（孟加拉裔印度籍、目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拥有美国绿卡）无一不是出身第三世界尔后进驻第一世界学术中心的典型后殖民知识分子。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著名的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先驱法农、香港出生而在美国执教的华裔学者周蕾、英籍牙买加裔的斯图亚特·霍尔、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英籍特立尼达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坦桑尼亚裔英籍学者吉尔伯特（BartMoore-Gilbert）、旅澳印度籍后殖民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Guha）、旅美印度裔后殖民历史学家查特吉等人。
这些后殖民知识分子在境遇上的一大特征是其身份的混杂、边缘化与认同的游离性。他们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的产物，并都竭力想居间充当一个文化“协商者”（negotiator）的角色。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坚持并自我认同于流放的、流散的身份，清醒地将自己的边缘立场与世界主义的眼光作为阐释与批判视角。这种不认同于固定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一种游离的、漂浮身份的认同。后殖民知识分子自身的认同和生存状态也是矛盾重重。后殖民知识分子有意选择了一种混杂模糊的身份认同，这与他们自身的处境密切相关，这也深刻影响了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思路、批评立场与策略。
这些后殖民知识分子都是从第三世界进入到第一世界。但即便进入到第一世界的学术中心（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都进入到了美国常春藤名校任讲座教授），他们也常常有后殖民的边缘之感。且不说，赛义德为巴勒斯坦辩护的立场曾被美国学术界主流目为“恐怖”知识分子；斯皮瓦克也坦白承认自己的边缘意识；巴巴在印度的家族虽然属于中产阶级，但却属于少数的波斯族，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在文化上也处于弱势，而到了英美国家，他的边缘性的自我意识也是有增无减。如果说巴巴的作为波斯人的出身在印度本土就属于边缘而异于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子显得有几分特殊，从而使得他过早就在认同上产生了迷茫困惑，以至于他为此还有些耿耿于怀。但他后来还是认可了自己处于边缘与疆界的尴尬身份，并且自觉地开启、发掘这种身份的“文化意义”。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牛津大学出版社
而被视为“在西方学院最为人熟悉的‘香港’批评家”以及“香港文化在北美学院的代言人”的华裔后殖民学者周蕾在她《写在家国以外》的名为“不懂中文”的序言中也自述了她本人的身份认同变迁的复杂。她认为对于“不忘本”的父辈来说认同很简单——那就是祖国，但是到了她这一代，“文化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去。”复杂的根源由于她“活在‘祖国’与‘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一直犹豫在‘回归’及‘西化’的尴尬身份之中。”中文语言在殖民地香港的失落地位更加剧了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对于香港人来说，语言，特别是‘中文’，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和价值意义。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本已犹疑滑动的身份认同因为她后来的侨居美国变得尤其复杂了，她自认为已经变成了在聚合中国、英国、美国和香港文化的一个“文化杂种（culturalbastard）”。
这些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流散经历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边缘性视野，他们拒绝承认宗主国里任何文化优越性的傲慢主张，并对其从边缘性的立场进行解构。他们往往超越狭隘的二元对立状态，秉持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在东方与西方、第一世界大都会与第三世界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游走，灵活运用不同的理论武器，适时调整自己的身份立场与批判策略。巴巴曾说过：“过去的受殖人民、今日社会的移民（或多元文化人口），——所有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栖身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在矛盾的和冲突的传统中创造我们的身份认同。简而言之，我们‘既是此又是彼’，身陷于文化翻译的过程之中”。文化杂交性不仅仅只是涉及移民者或生活和工作在西方宗主国的移民知识分子；它同时也是—种后现代的社会和精神的普遍状况。爱德华·赛义德称后殖民主体是“文化两栖动物”；赛尔曼·拉什迪认为移民的特点是“从历史、记忆和时间的各个方面向上飘浮”，移民对两种文化的理解比那些定居于一地的人们对自己本土文化的理解更有优势。巴巴赞美宗主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杂交性：“美洲通向非洲，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相遇于澳大利亚，民族的边缘替代了中心。美国伟大的惠特曼式的感觉中枢和沃霍尔式的爆炸，或克鲁格式的装置艺术，或梅普尔索普式的裸体进行了交换。”巴巴主张“现在真正的见识大概属于移民者的双重视野”，“我要在文化替补的不断变动的边缘地带选定我的立足点——这点把‘民族’文化或‘有机’知识分子的任何根本的或‘真正’的意义都统统抹杀掉”。巴巴否定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设想，而以具有文化杂交性的移民知识分子角色加以取代，他主张后殖民作家应该站在一种“离家”（unhomed）的立场上，在这一点上，赛义德也是一样，他并不看重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
对于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阿里夫·德里克还从“后殖民”与“第三世界”两个不同术语的使用这一角度进行了说明。德里克说，后殖民知识分子批评“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过于含混不清，因为它用单一的范畴涵括形形色色异质性等等历史状况，而且（如果不是在地理上至少是在结构上）将随着全球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更动的社会和人群锁定在一些一成不变的位置上，尽管固着的社会定位有助于加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其具体出身地的认同。然而后殖民知识分子却反对这样的认同，他们的后殖民性与后殖民意识都“已经摆脱了第三世界定位的羁绊，后殖民认同也不再是结构性的而是话语性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殖民企图把那些没有明确定位的知识分子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知识分子本身可以生产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但正是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才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这样，后殖民的含混认同即使存在，但却因为归之于第三世界范畴而隐而不显了，在术语的运用上，后殖民知识分子之所以采“后殖民”而弃“第三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借以彰显他们自身身份认同的非结构性、非固定性与功能性、流动性和模糊性。著名后殖民知识分子斯皮瓦克“策略性本质论”身份立场就是其中著例。
总之，典型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认同实际上就是不认同，是“不带身份认同的立足点”，是一种不认同于固定身份的别一种认同。他们所谓的“离家”并不是“无家可归”，也不同于反对家的概念，而是不以某种特定文化为归宿，而处于文化的边缘和疏离状态，是一种“居家的无家感，无家的居家感”，就是一种以无家为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也是后殖民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
二、对后殖民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质疑
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混杂流动性的身份认同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主要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家从阶级角度着眼，批评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发言位置与身份的阶级立场问题和忽视了自身理论话语的历史结构与生产方式背景。因此在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者眼中，那些典型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被视为精英特权者和新型的“买办知识分子”（白癜风是什么样的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治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