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立意，是要在比较文学的视域内，对文学性（literariness）范畴做出新的探讨。虽然这一范畴在理论上已显得可疑而过时，但在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中，“文学何以为文学”仍然是富有活力的问题，对于总结和提炼文学经验仍有实际效用。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要重申本质主义的文学观，而是强调文学性本就是一个功能性范畴，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文学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某一作品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因此，与其重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抽象争论，不如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境中，对文学性范畴的内涵与功能做出更为细致的辨析和更富于建设性的谋划。
一、韦勒克：有机体与“全球文学”
众所周知，正是勒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使文学性问题成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焦点问题。韦勒克报告的题目是《比较文学的危机》，危机的症候是这一学科一直未能明确其研究内容与方法论。定位不明对人文学科来说司空见惯，真正危险的是误入歧途。以韦勒克看来，很多比较文学研究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整个人类史等同起来了。”而他相信，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本体论的沟壑”（ontologicalgap），“文学的学术研究如不下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品的学科来看待，它在方法论上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比较文学“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而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门类，比较文学理所当然的研究中心就是“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这个“文学的艺术作品”是罗曼·英加登式的概念，在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十分抢眼，这让我们很自然地认为韦勒克是在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发言；而在另一方面，韦勒克也是在为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张目，所谓“文学研究的危机”，首先是以欧文·白壁德（沃伦的导师）和“新批评”为代表的美国人文主义研究方法的危机。多年来，这种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实证主义作斗争，现在斗争也延续到了比较文学领域。
不过，即便有此背景，我们仍然要问，韦勒克是否承认有独立的“比较文学问题”？很难不注意到，《文学理论》一书虽辟有“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专章，但在就“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比较文学”等概念做了一番辨析之后，忽然祭出“奥克姆剃刀”，主张“最好的办法是简简单单地称之为‘文学’”，别无限定与修饰。这不等于说韦勒克轻视比较文学，而只是说他不会让“比较”凌驾于“文学”之上。上世纪40年代，韦勒克多方呼吁，要让比较文学研究在美国学院体系内获得独立建制，他当时设想，新成立的系要么叫“总体文学和国际文学系”，要么干脆叫“文学系”，以区别于仍受传统“语文学”和实证主义掌控的“英文系”。韦勒克有关比较文学研究的设想，不是一对一的平行比较或影响研究，而是一种“universalliteraryhistory”的图景，可译为“全球文学史”或“环球文学史”，即“把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并不是经验性的概念，不等于地区与地区的简单相加。虽然韦勒克提醒人们注意，一直有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但那仍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需要库提乌斯的《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奥尔巴赫《论摹仿》等研究著作去不断强化的观念。这类研究并非将欧洲文学视为同质的、静态的存在，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揭示一种丰富的、动态的整体性，即将欧洲各国的文学描述为彼此牵连、层层相因的庞大的生命体。对此生命体的描述可以有实证性的成分，但它不是实证性的概念，而是“精神性”的。由此引出的关键逻辑是：不是地区的文学叠加为全球的文学，而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全球对应着文学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勒克认为“民族文学”概念不能成立，一个民族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文学传统（因而有相应的国别文学研究），但文学却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先天框架的概念，“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只有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史才有前途。”对韦勒克来说，主张文学的“一元论”并不等于否认文化的多元性，恰相反，若非认识到不同民族各有其传统，我们只需沿用各自评价标准即可，大可不必以“普遍人性”为前提构建文艺本质论，因为后者的直接用途是促成对话。要对抗“民族文学”的思维模式，需要超越性的文学本质论作为武器：“一旦我们把握住艺术与诗的本质，把握住艺术与诗超越人的生命和命运，并塑造了一个想象的新世界这一特点，那么民族虚荣心就会烟消云散。”循此逻辑，所谓文学性，正是文本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成为能被普遍认知的形象整体的可能性，“普遍人性”只是使这一转换更易理解而已。
在此基础上还要认识到，对多元文化的自觉是会影响到文学本质论的建构方式的。韦勒克反复强调自己并非“形式主义者”，他“并不希望把文学研究局限于对声、韵和组合技巧或措辞和句法的研究”，“也不希望把文学与语言等同起来”；在他这里，所谓“文学的艺术作品”，是一个由情景、人物和事件组成的不可分割的“世界”：
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必然是“整体论”的，即将艺术作品视为杂多之整体，视为一个蕴含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无论是相对主义的猎奇心，抑或外部形式主义，都是将文学研究非人化的错误主张。批评不能也不该被逐出文学研究领域。
这个“整体论”或不无“传统形而上学”的色彩，却不是由某个古老的哲学本体论推演而出，而是一种应对现代多元文化语境的理论立场，且必须依托于批评的能动性。“相对主义的猎奇心”以及“外部形式主义”都是粗暴地简化问题，而建立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却是“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拆解与重建的具体过程，需要身处特定文化境遇的批评家拿出判断力与想象力。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将各国文学联接为整体性的精神运动的历史研究，与将一部文学作品构建为有机的意义整体的批评实践，互为映照且彼此支持，以韦勒克的话说，批评就“意味着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他最卓越的学术贡献是对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这是他进入全球文学史的独特方式，如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所言：“批评意味着注意标准和质量，意味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这些作品体现了历史性，因此需要求助于批评史去理解它们。”韦勒克研究文学批评史，是要通过展示“文学理解”这一活动的历史性来理解文学的历史性，它不是“古籍研究”，而是要“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反过来，只有借助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才能被真正把握。韦勒克视批评为在“纯美学”和“纯印象”之间进行调节的理论话语，“只有批评和诗学之间的合作、交换和必要的相互作用，才能够保证文学研究健康发展。”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与本质探询的双向建构与反思，一种需要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不断打磨的智慧。对于比较文学所要处理的文学性问题来说，此种智慧至关重要。
韦勒克的洞见在于认识到比较文学研究终究是文学研究，从而使文学性问题在比较文学领域得到重构，而他的盲视也在于此：他将文学研究同质化了。他认为文学研究“不是各种交互关系之网的编织”，而应“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行为，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护者和创造者”，这是对实证思维应有的警惕，却未免定调过高，矫枉过正。而当韦勒克宣称“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现实，而是标准和质量”时，他对文学研究之“生气”的理解也显得狭隘。更重要的是，既然韦勒克将文学作品视为杂多之统一的有机体，所谓“交互关系的蛛网”，就不应该只视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大可与“唯一的文学”形成富有张力的对照，使文学性范畴的功能充分显现并不断深化。对此，韦勒克显然估计不足。
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的文学性
韦勒克的发言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在某种意义上，韦勒克的诘难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刺激他们就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表明立场。苏珊·巴斯奈特充满挑战性的《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与韦勒克所代表的比较文学范式可谓全面对立。巴斯奈特指出一个不可逆的变化，韦勒克这一代研究者更欣赏“伟大作品”模式下理想主义的跨国研究方法，相信伟大的国际性艺术的人文主义教化力量，此信念已难乎为继。比较文学研究已开始了全新的“文化研究转向”，它不再是“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而是“重新考察了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意义、文学分期和文学史方面的关键问题”；它不再是欧洲中心论的，而是“拥有一个后欧洲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它不再追求全球文学，而是宣称“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这些核心问题，比较文学就迷失了方向。”
巴斯奈特所代表的学术潮流势不可挡，但能否一举废弃韦勒克所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必须要说的是，重新考察“文化身份、文学经典、文化影响的政治意义”的必要性，并不能直接成为“反对美国学派的非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方法”的理由，因为矛盾对双方都是存在的，“形式主义方法”需要构建“世界”，文化政治的分析也需要正视“文学性”，巴斯奈特的表述容易给人“往而不返”的印象。文化研究转向的另一标志性文献，查尔斯·伯恩海默著名的年报告也有同样的问题。作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伯恩海默这一观察并没有错，“如今，文学被视为复杂、变幻且矛盾重重的文化生产领域内各种话语实践中的一种”；但是他的相关论断值得商榷：“文学现象已不再是我们学科的唯一焦点”，“比较文学系对高层文学话语的核心白癜风药膏白癜风医院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