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近真相读萨摩亚人的成年

上周日晚上的读书会,显得稍微有些不同,由于“不抗拒因素”,我们中途转场,从“老地方”搬到了一个会议室,空间一变,读书会讨论的氛围也为之一变,不知怎么带上了一种霍尔顿所谓的“假门假事”的氛围,因而被同学戏称为“联大读书会第一次正式学术研讨会暨《萨摩亚人的成年》读后交流会”——显然该同学深谙各种会议的取名艺术。

这本书是读书会这学期所选的唯一一本人类学著作,以往已经读过了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以及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所以,绝大多数同学对人类学已经有一个粗浅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宗教学专业的冯老师又为大家整理出一条人类学的发展简史:人类学最初的目的是“科学”地研究人,如何做到科学?体质、语言、考古等内容纷纷进驻该学科,最后,学者们发现,文化才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

所谓文化者,自然是指“异文化”,最早的人类学学发展无法摆脱殖民色彩,自然会用充满“东方学”意味的视角审视异文化,将其视作落后、野蛮、非人;从弗雷泽的《金枝》开始,阶梯拟构式的文明差异被抹平了,逐渐成为一种“调色盘”式的认知,而从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始,学者们终于走出书斋,走向田野。

由此,人类学异彩纷呈的时代来临,功能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读书会读过的费孝通就是马氏的弟子,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研究有着明显的功能主体特点)、结构主义的列维-斯特劳斯、解释与象征的格尔茨粉墨登场……

本书作者米德是博厄斯的高足,她在24岁时候只身前往尚有食人习俗的南太平洋小岛萨摩亚,在当时“先天”还是“后天”大讨论的背景下,她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疑问:美国少年青春期那些叛逆、骚动、混乱的表现,是全人类生理共通的,还是由美国的文化所塑造?她给出的答案不能说是绝对的“文化决定论”,更像是一位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天赋与文化交互的地带”。

针对这个问题,每位阅读者都谈到了自己的青春期,在交谈中发现,只有极少的人有过那种美国式的“叛逆、不听话、闹”。绝大多数人的青春期过得异常平静、甚至没有自觉,有老师戏称她的青春期在更年期后才发生。因而,青春期这个问题成为了讨论的重点。

与以往我们接触的“童年”、“爱情”一样,文化意义上的“青春期”、“代沟”(这也是米德提出的概念)、“更年期”都是近代人造的发明物。也就是说,基因决定的、生理性质的成长阶段是一方面,而文化所定义、所发明的成长阶段又是另一方面。有老师认为,近代之所以发明出大量关乎代际感受的词汇,也恰恰是因为基因决定身体与文化决定的身体出现了矛盾与落差,古人的成年是十五岁,而现代的定义则把十五岁嵌入了一个新造的“青春期”。

某种程度上,米德的解释并不过时,结合对自我青春期的回忆,以及当下影视剧中对于“青春”的描写,大家发现,中国人的青春期表达很大程度上确实来自于文化观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青春电影里充满了各种堕胎、撕逼、分手的狗血桥段——这是成为压抑的中年人后,对于青春期“原应如此”的想象性补偿。

当然,米德的研究确实充满遗憾与缺点,但重要的不是以“后视之明”进行挑刺或者否定,而是通过她了解“如何接近真相”的手段。这个真相,倒未必是指萨摩亚人的生活状态,而是指我们如何理解自我文化的本真。米德最值得认可的,就是她的研究中有一种“自反”的动作,她已经认识到西方过熟文明的病症,所以把自我投向了外部,借助他者,反思自身,剖析自身。

这个自反的动作不可避免地会迎来许多解释,比如萨义德所谓的殖民眼光、或者浪漫主义对于海外世界的美化、再或者“西方没落论调”冲击下的焦虑。但是,我们总相信,无论是对一个民族还是对一个人来说,有自反,敢于自我袒露病症,就是值得认同的。

陈瑶:

米德认识到西方文化出问题了,特别是孩子的青春期会成长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米德去到了萨摩亚,她认为是一个相对保留了人类原始特征的纯洁的小岛。去研究青春期到底是美国文化特有的东西还是整个人类存在的普遍特征。在研究中米德发现萨摩亚人能很平静的度过青春期对性也表现得很正常。没有表现出来所谓的美国式的青春期。就像冯老师说的那样这些专业术语的发明仿佛是为了更好的阐述。我们或许就不存在青春期和童年,而是近代强行划分的。米德在研究过程中的确缺乏严谨性和客观性。在这部人类学著作中没有涉及到对话,更多的是米德的自我阐述带有较强的主管色彩。但是我们站在现在来看这部早期的人类学著作时更应该汲取其中的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批判。我从中到是看到了米德很多宝贵的地方。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点是,米德当时作为一个生活在相对文明的区域,但是对不同文化能够持包容的态度以及没有对文化做出优劣之分。

吴蔚:

读《萨摩亚人的成年》,一方面肯定玛格丽特米德作为人类学者的关照,包括理解异文化而从中形成自省或反思的契机;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学学科,这本书受到的质疑很大程度上也值得学科规范层面的省思。我们既带着研究假设进入田野,又渴望客观中肯地呈现田野信息,却又不得不通过自我阐释来两相对照,最终产出意义。因此,诸如“青春期”的概念,文化的理解,把这些话语带入田野时可能都要警惕自己何以做比较,何以反观,何以下判断,何以阐释,包括何以处理他我关系。很大程度上,我认为米德想要寻求对于“青春期”危机受文化影响的证据,却寻错了地方;萨摩亚人那里的青春期只是米德用现代美国文明置换而来的,为了比较的理想而已。

王浩:

关于青春期,我想问,我们是在用行为阐释概念,还是概念定义行为?青春期是基因遗传的吗?叛逆、疯狂真的是青春期的代名词吗?米德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入萨摩亚世界的。可是米德仍然没有逃脱概念地束缚。得到的结论仍然是在“现代文明”视角下的释言之言。回到问题,青春期真的存在吗?看到萨摩亚人的心理发展,我们可以猜测,也许“青春期”只是现代文明强行发明的抽象概念,而我们如今做的确是用行为来阐释它。

阿秋:

《萨摩亚人的成年》最为一本人类学著作的“老古董”,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遭遇了最热烈的赞美与最无情的诋毁,这种毁誉参半的状态,本身也折射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范式——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总难免踩着前人的肩膀上位后,又将前人进一步踩在了脚下。在这本书中,重要的不是探讨米德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萨摩亚人的生活、也不在于辨析她到底是在说谎还是编造、甚至连她的关于“青春期”结论也可以保持审慎的态度,我想,问题的核心是注意到米德有一个“反思”的动作,当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没落”观已经深入人心时,西方人对自我这种过熟文明的反思经历了城市-乡村-海外原始社会的层层转换,他们的自我焦虑也逐渐深化,《萨摩亚人的成年》正是这样一本反思与唱衰自我文明的作品。只有敢于自我唱衰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逸群:

我读《萨摩亚人的成年》这本书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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