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罗德里希·普塔克

开篇语/15世纪初，中国的巨舰曾航行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到过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这些活动全部由郑和率领，他于年第一次出海，年成功返航回到中国。当时中国堪称海上强国，葡萄牙人的亚洲之行尚待启程，而欧洲的扩张也还未开始。

可以说，郑和及其同时代人结束了一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东亚和西亚之间直到地中海的各条航线，始终掌握在亚洲人手中。葡萄牙向印度和东亚摸索前行，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看起来似乎是在仿效中国。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发轫，直到今天才余音渐逝。

长久以来，中国就时常着重强调：我们可能真的已再度踏入一个历史过渡阶段。明朝的海上活动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不同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矮化压迫政策。中国人认为自身的各种传统与价值，可以长期替代在他们看来完全被英语国家所滥用的那些观念和理想。在中国，常常自豪地谈论“郑和精神”，它意味着追求开放性、多元化、经济活力的愿望和一种更公正的国际秩序。

通过有意识地转向海洋，中国正在推动对那个远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回忆：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黄金世纪。因此这一话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在亚洲各种沿海文化当中，类似趋势几乎到处可见：要爱护海洋遗产，目的是拓展新的历史认识，构成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共生关系。

众所周知，欧洲人的扩张是从好望角航线开始的。随着15世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亚洲，来自欧洲的报道忽然成了多数，而亚洲的记载则隐退幕后。因此，海洋历史的书写往往纯粹出于西方视角，也就是欧洲人强加给亚洲国家与组织的殖民史。他们对历史的观察先是透过葡萄牙人的眼睛，后来则受到荷兰人的影响。这种历史就像盖奶酪的钟形玻璃罩一样，被欧洲人套在亚洲海洋空间之上。与之相联系的，还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全新的时代突然在年前后开始，似乎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了。

进入“另外的世界”

欧洲人的到来确实构成了一道分水岭，但这道分水岭并未触及亚洲海上交流的方方面面，即便没有欧洲的影响，它们也会发展，而且还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有些地区，可以立即感受到欧洲的气息，比如印度洋西半部，而另一些地区则并非如此，比如东海周边。因此欧洲人关于年之前的时代亚洲海域主要处于一种静态的说法，并不恰当。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航路（从中国沿海南下经吕宋岛、苏禄海至文莱以东海域）使用日益频繁，后来西航路（经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直到东非沿海）纳入了整个体系。从地理上看，亚洲的航海经历了最后一次空间上的延伸。欧洲人在这个体系边缘的两个地方打开了它：最晚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始，好望角航线把印度洋西南一端的“角落”和大西洋、巴西、葡萄牙连在一起，而后来为西班牙政府效力的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及其后继者，通过跨太平洋的航行，在菲律宾群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秘鲁之间连起了纽带。

这两个开口将长期地引起亚洲航海格局的变革，跨太平洋航线的探明，推动了菲律宾群岛融入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世界。该航线的开发还有利于福建人关系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菲律宾群岛上的西班牙人需要中国的中介和货物。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各大贸易强国对新的跨洋航线几乎长期没有兴趣，尽管中国本来具备远洋航行的技术，但直到近代，亚洲各国都没有派出任何一艘自己的船去往亚洲及非洲以外的世界。也许是因为某种自我满足感，这个系统显然缺乏必要活力去踏出关键性的一步，进入另外的世界。换言之，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引起的“开放”来自外部。所谓“全球化”等新潮标签主要指这个过程，或者指从这里开始，但并不一直受到亚洲人欢迎的长期发展。

在年以前，没有任何一股外部势力尝试过控制这个系统的某些部分。希腊、犹太、意大利以及来自地中海地区或西亚大陆的各路商人，参与了西印度洋部分地区的贸易，但没有维持类似16世纪及以后欧洲人定居区的组织。这些组织受其欧洲的各中央政府控制，后来大多被归类为殖民地。从欧洲人的视角看，一个逐渐跨越大洋、自成一体的更大的世界，把亚洲海洋世界囊括在内。早在年，著名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就规定，将全球分为两个“负责区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以非洲佛得角以西约海里的西经46度附近经线为界，西侧归西班牙，东侧归葡萄牙。

马六甲易手澳门“开埠”

年前后，东航路一带的爪哇北部港口、马六甲、泰国湾周边几个聚居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北部一系列沿海聚落，构成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门户。依附于他们的是一些本地或跨区域的贸易网络，部分有重叠。同时，泰米尔人等印度团体和中国人，尝试把这些中枢囊括进各自的交流体系中，这些人大多来自外部而非东南亚本土。在这方面，中国人也许是最成功的。

16世纪中期之前，第一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设法进入了东南亚。年，葡属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率兵占领马六甲，这一事件被视为东南亚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外来群体明显地破坏了现存的“平衡”，损害其他地方和群体的利益，开始殖民政权对这些地方的压迫。

年之前，中国商人往往从马六甲购置胡椒及香料回广东和福建。不久之后，葡萄牙人也向中国输送胡椒，以期打开中国市场，双方难免有竞争。福建人对此做出了非常灵活的反应，他们舍弃马六甲，更多地从离中国本土较近的地区购买东南亚商品，这也意味着更短的运输距离和更低的成本。

不久以后，葡萄牙人与广州官方产生矛盾，第一次正式出使中国也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当时流亡的马六甲苏丹，曾向明朝说明敌人的情况并请求援助。这给福建人带来了好处，因为原先海禁松弛的广州对葡萄牙人关上了大门，强调只准朝贡船只入港。

16世纪中叶，正值“倭寇贸易”等非法走私活动在中国的高潮时期，历史又完成了一次转折，但这次和马六甲无关。对福建在贸易方面的成功，广东妒忌已久，因此重新对葡萄牙人开放，这导致了澳门的“开埠”。此事未必得到来自明朝廷的首肯，但至少经过了地方官府的批准。

年左右，在珠江口外浪白澳等岛屿与华商贸易的葡萄牙人，开始大批进入澳门。初来的葡萄牙人态度骄悍，有种种不法行为，在中葡两方留下的原始记录中都有记载。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