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什么样的形象来代表我们的全球共同体呢？在一个融合与分离同时并存的世界里，我们共同命运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如何履行这些职责呢？我们如何公平处理增长和发展、平等和机遇、人权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关系呢？联合国在将近70年前成立于旧金山，其目的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此后的世界已因不受国家边界或意识形态限制的全球化和各种技术因素而大大转变。那么，联合国组织将怎样融入当今的世界呢？
我们正处在全球重新安排的十字路口，这种重新安排与年联合国创始人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重要。在过去的25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数以亿计的人奇迹般地脱离了贫困，但是，战争、恐怖行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灾难依旧与过去一样存在。有所改变的是个人表达其诉求的力量在增强——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由于受到教育且越来越期待更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勇气倍增，他们要求在如何被统治以及被谁统治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美国的硅谷、到（苏丹的）朱巴，个人拥有的权利代表了一个促进人类得到尊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这种变化正在挑战各种现存的权力中心——无论是总统府邸还是公司主管办公室——以求恢复被破坏了的公众信任，而公众信任正是任何公正的社会能够成功发展的条件。
在供职于联合国的40年间，我有幸与一群具有非凡责任心和超群才干的外交官、发展专家和人道主义者们共事，对于他们而言，前面所述问题是我们力图解决的所有问题的中心。这很难说是一趟轻松的旅程。我们固然经常成功地缓解了疾苦，制止了冲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一场业已发生的惨痛灾难面前，我们往往也无能为力。作为第一位身为联合国组织职员而被推举并当选的秘书长，我走马上任时对我们手中权力受到的诸种限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但我也同样下定决心，我们决不在挫折面前轻言放弃——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们将以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名义去努力奋斗，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联合国宪章》才谱写出来的。
我努力对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展开行动——从抗击艾滋病到女童教育，从非洲发展到海啸后救援工作，从促进人权和法治到坚持主权必须兼顾权利和责任。我竭尽全力去塑造这样一个联合国：努力进取而非袖手旁观，迎接新世纪的要求而非妥协退让，追求一个比单纯保护各国利益更伟大的目标。
在我认真考量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之时，干预之弧勾勒出了我的思维轮廓。它也反映了我的以下观念：当眼看要发生种族灭绝或严重伤害人权的悲剧时，人道主义干预固然是道义上或战略上的必须实行之事，但仅限于狭窄目的的不考虑全球合法性或不计后果的军事行动——如伊拉克的事例那样——可能会像其试图应付的邪恶一样具有破坏性。“保护的责任”这一正在形成的全球性惯例被看作是一项保护基本人权的普遍原则——但它绝不应该是以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许可证。
本书的面世距我最早由于加入驻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而参加联合国之时已有50年之久——这半个世纪见证了联合国在其创始人设定的一些最高目标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也见证了它遭遇到一些可折射人类最残忍之举时的挫折。身为秘书长，本人的使命乃基于这样的观念：带领联合国更接近各国人民（正是为了服务他们，联合国才得以建立起来），把每一位个人对安全、发展、健康和人权的祈求置于我们所做一切的中心。我向来自各大洲的非政府组织、企事业和公民中的新生支持者们伸出合作之手，以便将我们的优先事项从常规形式的联合国转向一个更密切联合在一起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一个国家和社团、每一种信仰、每一个组织都将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
本书将叙述我的使命，叙述的脉络将依据本人作为秘书长所面对的一些最具影响的危机和问题，以及这些危机和问题如何反映国际社会在更广泛含义上所面临的挑战。书中提及的事件自然是经过了一番筛选而确定的，我相信，这些筛选出来的事件最清晰地映射了最近的国际事务运行的历史，它们有助于提供一条路径，让我们去认识国家和个人面临的威胁与机遇。因此，本书并不拘泥于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是去详尽考究联合国议程上的每一件事。相反，我将讲述过去20年里我与处在许多冲突和危机中心的各国领导人之间的交锋与交往，以阐释我任期中的各项关键议题。
本书是一份个人记叙，讲述本人在联合国中的服务经历以及本人应对国际社会中的重大外交、发展问题和人道主义挑战而作的努力。在这趟极其令人欣慰也极具挑战的旅程中，内子娜内是我不倦的伴侣。当我们一起旅行时，她走访世界各地的学校、难民营和艾滋病患者，从而使我们的工作落实到了最珍贵的需求层面上，也支持了联合国促进妇女权益的努力。然而，如果离开我有幸领导的团队的专业技能、创造能力和忠诚意识，那么我在供职于联合国的40多年里很可能无所成就。我在联合国管理范围甚广的诸多机构和部门供过职，在此期间，我很幸运地与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献身事业的国际公务员和外交官共事。
在此我必须特别感谢一些人，他们对作为本书中心内容的联合国各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我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首脑时起，我就率领了一个由亲密助手组成的小班子，他们一直协助我工作，在我就任秘书长之后也是如此。他们中有我的首席顾问伊克巴尔·里扎，我在领导岗位上经历的每一次重大挑战和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中，都有他支持的身影，他始终是我真正的伙伴和最可信赖的挚友。这个班子的其他成员还有瓦嘎亚·阿塞贝、塔莎·德朗达、弗雷德·埃克哈德、伊丽莎白·琳登梅尔、拉明·赛斯和沙希·塔鲁尔，在十多年里我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身为秘书长，我有幸动员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发挥其领导艺术，这些人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对联合国使命的执着追求，他们是：KY.阿莫亚科、赫迪·安娜比、路易丝·阿伯尔、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伊夫·贝尔托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萨米·博乌、帕特里齐奥·奇维利、约瑟夫·康纳、汉斯·科雷尔、安东尼奥·马里亚·科斯塔、罗伯特·丹恩、阿尔瓦罗·德索托、尼廷·德赛、迈克尔·多伊尔、扬·埃格兰、易卜拉欣·法勒、艾哈迈德·法齐、路易丝·弗雷谢特、易卜拉欣·甘巴里、维克托·贝霍、让——马里·盖埃诺、J.P.阿尔布瓦克斯、彼得·汉森、帕特里克·海福德、诺埃琳·海泽、阿卜杜利·詹纳、布鲁斯·琼斯、索伦·耶森——彼得森、图利亚迈尼·卡洛莫、乔治·凯尔、安吉拉·金、罗尔夫·克努特松、斯蒂芬·刘易斯、卡洛斯·洛佩斯、雷切尔·马扬贾、黑尔·门克里欧斯、尼古拉·米歇尔、伯纳德·米耶特、迈克尔·莫勒、爱德华·莫蒂默、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希沙姆·倭马亚、罗伯特·奥尔、基兰·普伦德加斯特、泰耶·勒厄德·拉森、格特·罗森塔尔、约翰·鲁格、沃伦·塞奇、杰弗里·萨克斯、穆罕默德·萨赫农、斯蒂芬·斯特德曼、吉利恩·索伦森、达尼洛·蒂尔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马格丽塔·瓦尔斯特伦、纳迪亚·尤尼斯和拉尔夫·萨克林。联合国各机构、项目组和其他组织的以下这些首脑们在我们奋斗的每一次战役的前线忘我工作：卡罗尔·贝拉米、凯瑟琳·贝尔蒂尼、汉斯·布利克斯、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米歇尔·康德苏、雅克·迪乌夫、穆罕默德·巴拉迪、马克·马洛克·布朗、苏拉亚·奥贝德、绪方贞子、彼得·皮奥特、玛丽·罗宾逊、纳菲斯·萨迪克、胡安·索马维亚、格斯·斯佩思、安娜·蒂贝琼卡、克劳斯·特普费尔、汉斯·范·金科尔和詹姆斯·沃尔芬森。所有这些人都在重新审视我们的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慷慨地耗费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的部分或全部，我万分感谢他们的点评和真知灼见。
在我决定将我的回忆置于21世纪全球政治理念和实践的更广阔背景之中时，我请求纳德尔·莫萨维萨德与我合作，这种合作促使他贡献出了他对正在呈现的国际事务框架的非凡理解。
本书试图涉及如此长一个时段里如此广泛的全球事件，撰写这样一本书需要汇聚许多人的工作。我们得益于无数朋友和合作者的帮助和鼓励。他们中有一位卓尔不群的人物，没有他，本项目将不可能完成，他就是汤姆·希尔，一位来自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学系的聪慧绝伦的年轻学者，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做研究，对我们叙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帮助。马兹·伯达尔向我们提供了他关于联合国维和之困厄和可能性的深邃见解，罗伯特·丹给我们提供了他关于阿以冲突及对中东之更广泛含义的深刻理解。西蒙·切斯特曼给了我们有关全球治理和法治问题的珍贵见解。安东尼·阿皮亚和夸梅·皮亚尼姆阅读了我在加纳早年生活的那一章，并作出了极其精辟的评论。
最后，我们荣幸地与两位卓越人士一起踏上了将我们的书稿付诸出版的旅程，他们是我们的代理人安德鲁·威利和编辑安·戈道夫。在这整个复杂而烦人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耐心的帮助、对细节的注意和敏锐的文字评论，这些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难得的待遇。
我衷心希望本书能促使各个年龄段的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正在改变我们世界的动力、冲突的灾难性代价，以及依然可以热切期望的在战胜贫困和疾病方面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是，我期待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能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和机遇，这将使他们每个人都得以为其他人服务，并在任何地方抵御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进行“干预”。恰如诗云：“起而行之，皆为明日/或见吾辈，超越今日。”
科菲·安南
于阿克拉和日内瓦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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