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初，我接到作家出版社张水舟先生一封信，约请我翻译美国作家Thoreau的名著Walden一书。我与张先生素昧平生，迄今也没见过面。
接到来信后，我便利用暑假，着手开始翻译，三个月后，书稿交与出版社，出版社效率很高，两个月内即已见书。当时，我将书名译为《湖滨散记》，记得还跟美国一位文学教授谈及此事，他对中文译名似乎颇为喜欢，认为很有诗意。后来又跟一位曾在我校任教的美国经济学教授聊及此事，他也觉得此书很能代表美国的文化和美国人的精神，值得一译，不过，他对此书能否拥有中国读者深表怀疑。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经济，深知当时的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利益似乎超越一切，不大可能会有人去读这本书。然而，故事的进展似乎超出了他的预估，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生态等社会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开始浮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思考书中所提出的问题。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能将此书的译稿交与他们出版。他们催的很急，而我当时也正忙着准备去澳洲讲学，于是便将译稿做了简单的修改，交与他们。交稿时，我将书名改成了《瓦尔登湖》，这倒不是随大流，而是我当时正在阅读的两篇美国学者的文章影响了我，一篇是美国哲学家阿皮亚(Appiah)的“厚译”[1]（ThickTranslation）一文。阿皮亚的“厚译”观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厚描”（ThickDescription）论的影响，强调源语所蕴含的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千万不要将源语文学和风俗本土化，甚至不惜用注释和注解来再现源语文化的丰富内涵。另一篇则是美国评论家伊拉?布鲁克的梭罗评论，他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瓦尔登湖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纯洁天堂的同义词”，[2]他的这句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我想在书名中保留瓦尔登湖这一纯洁形象，给人类社会留下一些希望和幻想。
二
年7月12日，亨利·戴维·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梭罗的生活时代正好是商业和技术统治美国人生活的时代。梭罗的一生几乎全都生活在康科德，一个距波士顿以西约20英里的小镇，当时，这个地区跟美国其他地区一样，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这点使梭罗感到十分不安。梭罗年幼的时候，铁路还没有建造，康科德是一个十分迷人而又宁静的地方，梭罗的父母经常带孩子们到康科德一带的森林里野炊，幼小的梭罗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瓦尔登湖。梭罗在康科德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康科德学院就读，后来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但是菲茨堡铁路的开通将康科德同别的地方连接了起来，这样一来，农民不仅可以务农，而且可以来来往往从事生意，甚至可以开采森林，运到波士顿去卖，赚取额外的生活补贴。梭罗一家也曾从事这方面的生意，合作开办了一个铅笔制造厂。梭罗很早就体会到，所谓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在剥削廉价的劳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雇佣黑奴在南方采摘棉花。梭罗的家有时成了黑奴的地下庇护所，梭罗本人至少就曾帮过一个黑奴逃往加拿大去争取自由。他曾亲眼目睹过或读到过有关爱尔兰人和中国劳工建造铁路，饱受剥削的情况，对此，他感到极为愤慨。尤其令他感到愤懑的是，通过向西部扩张，不断扩展商业空间，这种工业化摧毁了自然资源及其本土文化。
年，梭罗应邀到他的邻居，朋友兼师长爱默生（RalphWaldoEmerson）家帮忙。当时爱默生已经是一个有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文人。通过与爱默生的接触，梭罗有心成为一名作家，而爱默生也帮他在超验主义的杂志《日晷》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在此期间，爱默生也曾安排他去跟纽约的出版商进行接触，但是梭罗很快发现城市的环境难以容忍，于是又回到康科德。
年，梭罗得到爱默生的许可，在瓦尔登湖滨拥有了一小块地，建造了一间小屋，并于7月4日搬了进去。他搬到湖滨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一文，以纪念感情弥笃、业已去世的兄长约翰，并进行经济试验，看看是否能工作一天，休息六天，改变美国人一周工作六天的习惯。年2月4日，梭罗到康科德镇的演讲厅向他的同胞们做了一个报告，主题是“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演讲结束后，听众们提出,他们更想听一听他在湖边的生活经历，于是他准备了一个讲座，题目就是“我的经历”，于年2月10日在康科德演讲厅作了这个演讲，结果大受欢迎，于是他开始着手,将这个讲稿整理成一本书,这就是《瓦尔登湖》。对此，爱默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爱默生说道：思想之河常常从看不见的世界流向人类的心灵。他列举了一些作家对人类的影响，其中尤其提到了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书信里，在提及《瓦尔登湖》时，他说到“梭罗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一位优秀的学者，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天才，作品总是那么有张力，有时还很有深度，文采斐然。”[3]
虽然梭罗生前名声不大，但是今天，他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备受美国人推崇。他那种崇尚自我，自力更生的精神深深影响了美国人，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根据《美国传统》杂志年的评选，在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10本图书中，《瓦尔登湖》名列榜首。而当代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更是将梭罗称作“万世景仰的圣人”(Asageforallseasons)，“出版年后，《瓦尔登湖》已经成为回归自然、保护生态、反对商业、消极抵抗观念的一个图腾，梭罗不仅是一位生动的抗议者，而且还是一位完美的怪人和圣徒般的隐士，进而使得这本书几乎跟《圣经》一样受人敬畏，供人观瞻”。[4]
在梭罗的作品中，有一个思想贯穿始终，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方式之间的关系。梭罗认为，大多数人都在拼命地追求着各种生活方式，但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目的，如果一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生存这部机器上，那么留给生活本身的又是什么呢？一个好的生活需要多少生活方式？当然，人们对生活的观点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同，许多人并没有真的生活，很明显，大多数人只是在花费时间与思想来获得衣、食、住所，而不是精神上的慰籍。
那么，如何合理地运用时间呢？懒散与闲暇的区别又在哪儿呢？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健全的思想，又如何保证正确地认识现实呢？这些都是与生活的目的与手段有关的问题。在梭罗看来，闲暇不同于懒散，闲暇是自由的一种表现，人们要想正确地认识现实，就必须对自然进行详细观察。梭罗来到森林，为的就是探索自然，探索自然也就是为了探索自己，发现自我的价值[5]。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这是梭罗的作品中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梭罗自小就表现出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非常喜欢希腊和罗马诗歌，东方的哲学和植物学。他热爱自然，不断探索森林和湖滨，观察植物和动物。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就曾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完全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6]因此，在《瓦尔登湖》中，他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所谓真正的美国，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国家，无羁无绊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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