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西方及西方中心论如日中天的20世纪末，国外就不乏有识之士蓦然回首，重审古今；他们拨开“浩如烟海、浩浩荡荡”的时代迷雾，穿越时空隧道，终于洞见“东西方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皆被颠倒”这一症结。其探源之路艰难曲折，古诗云：万里山川，拨烟雾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所幸，就在西方政治与文化均开始衰败的21世纪初，出现了清流之泉涌云蒸、睿智之光华夺目；而其中致力于上述命题的西方学者〔被称为“西方中心修正派”（EurocentricRevisionists）〕，则已从“前卫浪花”变为“潮流前锋”。在此，我们选择相关焦点，进行综述和推论。图我们的知识结构都是西方中心论的（Eurocentrism）。弗兰克（AndreG.Frank）说：“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一）豁然开朗：原来是寄生于真文明的短命天敌（甲）西方兴起的“地理决定论”英国卫报网站（年11月9日）发表普林斯顿哲学家阿皮亚（KwameA.Appiah）的文章，题为《不存在“西方文明”这个东西》，声称：“所谓的‘西方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现代发明”。这难道是奇谈怪论？原来，西方的国家与霸权及其“身份认同”，在文化渊源上都是基于中国元素而形成：撷取之而“整叠族群”，挪用之而“整缀法统”；越是“西方性”（英国性），则越是“中国性”，诸如英文、文学、制度和民主等，甚至还包括“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按照剑桥大学教授马伦本（JohnMarenbon）的说法，西方之所以能够兴盛，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客观条件：16世纪在地理上“发现美洲”；一是文化主体：17世纪在知识上“发现中国”。后者即格里高利·布鲁（GregoryBlue）说：“来自中华文明的知识……在思想模式和物质文化上重塑了西方。”亦即，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L.Porter）所言：“作为舶来品的中华文明的思想……构成了合法性的西方文化，”而西方兴盛的客观条件（包括“发现美洲”）则也是“中国赐予”：除了西方从中国获得“越洋技术”（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及火药等）之外，让我们来看一下总的历史趋势：四大发明、陆海丝路、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等，逐渐联通世界；中华“天下”则开始了最大展开，它的“以人为本”的物质文明与原创机制都“从量变到质变”。因为在客观上，由于全面打破“被自然分散、分隔”的局面，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具体在哪里发生“质变”（“井喷”或“爆炸性发展”）？那一定是在全球最适宜、最通达的地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联通世界也使地理优势发生了转移：从亚欧大陆的东面转移到了其两端的“海隅”（大岛或半岛），而西欧则凸显为最佳“海洋地缘”——连接东、西半球的“全球通衢”。这样，欧洲就有可能成为文明的接力者与冲刺者。从长期来看，随着地理优势的再三改变，“井喷”的全过程应该是：历史中国……→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乙）真文明的“矛盾的对立面”欧美帝国和蒙古帝国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大同小异，甚至是一个模子铸的——它们都是如此的主流历史的“副产品”（负面性），即：中华文明“内在张力”的泛世界的突破与释放。中华“人本人文”的世俗模式、“发明发展”的物质文化和“承载承传”的知性文字，全面绽放，却也解放了全人类的“善与恶”。独一无二的真文明越来越大地启动“天下”，但在“被和谐”（平天下）之前，多为“无序妄动”（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甚至是战争升级。“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真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和招致极大的忧患——遍天下之祸因乱源均顺着“地理内倾”，而向心聚爆于中原。中华文明在其周期起伏、阴阳交替而迈向“大同”的过程中，派生“文明的子系”与“文明的天敌”。后者之最是两个古今世界的战争源——“草原暴力”（欧亚草原：胡患胡骑）和“海洋暴力”（亚欧两端：西洋东洋）；它们都是缘起于：中国的技术传播及其所提升起来的“地缘战略优势”，再在文化及物质文化上寄生于这个真文明更吞噬之，披着“文明”的外衣而已。同样是基于母体文明的物质成就，蒙古帝国是一次性宣泄，然后转入“蒙古和平”（PaxMongolica），最终被同化或分化；而欧美帝国的“和平”（PaxBritannicaandPaxAmericana）则只是战争间歇，并且不断地进行“暴力再生产”，直到毁人毁己。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相关论述，可以断定：西方霸权与蒙古帝国是同源、同构和同结果。同源？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中国）的技术传播，不可能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同构？汤因比说：就其文化内涵而言，英国及西方——和蒙元一样——都采用了母体文明的政治体制。同结果？汤因比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相残杀之后，欧洲的海洋霸权则让位于美国，后者必将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一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丙）人类社会中的“暂时现象”西方就这几百年的光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滔天恶浪而已！原罪与性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最大冲突，依靠短暂的“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而损人利己、祸外福内，这就是西方！“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这种模式，既不兼容于生态超限的地球村，所以险象环生、危机丛聚；尤不兼容于环境隔阂的历史上，所以神权禁锢、强制静态。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RegLittle）指出：在公元后两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东亚“儒/道民族”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是引领世界；有迹象表明，他们将会在第三个千年重返领导岗位。至于在最近两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进行“创世纪”的英美民族，可能注定与历史上的蒙古人——凭借独特的军事技术向外侵略——有着同样的命运……。在其幸遇天时地利之际，它赫然暴起，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如登春台，而文明母亲则承受致命忧患；当风水轮转之后，它困兽犹斗、率兽食人，拼命冲撞历史车轮，而忧患余生的她则堪当天降大任乎？图解探究大英帝国及其成因。大英帝国的前身或原型是蒙古帝国（地图）。它们都产生于中华文明的“张力”——由发展势头无限与地理环境阻碍，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内忧外患。外患之最则是古今两个战争源：“草原暴力”（胡患胡骑）和“海洋暴力”（东洋西洋）。文明的技术传播不仅会使外患升级，更会使它们的“地缘优势”、从而战争效力成倍增加。另一方面，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某些大岛或半岛对于大陆及大陆海疆，具有绝对的战略优势。（二）刨根究底：西方国家制度是古代中国的蜕变（甲）政治与民主皆源自古代中国西方是在18—19世纪学到或复制中国的国家制度的。格雷格（AnthonyJ.Gregor）说：……耶稣会士把“神秘东方”的故事带回欧洲；西方人都相信，中国政治及其社会秩序均可以成为效仿的典范。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均从中国思想及其社会实践中看到了特别的美德；例如，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机构，它被启蒙思想家们奉为理性政治原则的样板。”另外，雅各布森（StefanG.Jacobsen）也说：伏尔泰和魁奈“明确建议欧洲国家应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的榜样。”汤因比证实：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的心目中，当时的（清朝）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关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尼梅尔（M.Niemeyer）介绍：“正如中国思想影响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一样，如此中国式的欧洲政治思想，又被转移到了美国这个新国家的民主制度中。”进而，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A.Wallace,—）确认：美国宪政与民主都是“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至于被当作西方民主源头的“古希腊”，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MoiraFradinger）批评：西方传统是通过重建其所需要的“希腊民主”，来构筑它的谱系的，以此作为西方自我理解的现代性政治的基石。……“古代民主政治”的诞生似乎全是根据西方的虚构……。把“古希腊”编造成西方的祖先这件事，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这种虚构的政治谱系成为一种“生存法则”……。图解中国传统政治——无论善与恶——是西方及现代的国家制度的原型和蓝本。更何况它的根据道德与才能（而非地位与特权）选拔官员，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有两点是西方永远达不到的，即：一是历朝治世大抵都是70%为人民自治（道德自觉），30%为政府管理（德治无为）；再是其政治与社会皆为“自我稳定”，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通过对外侵略或称霸来保持其内部的稳定。（乙）“汉字密码”展开的西方知识作为国家形成的两个前提，一是在政治上超越“血缘”而拓展“地缘”、由此形成民族共同体；一是在表达上超越方言口语与教派文字、从而形成相对通用和知性的语言文字；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与为一。实际上，现代西方的所有方面——包括文字、知识、哲学和制度——都是摄取中国元素（特别是汉字“表意”）的结果。正如莱布尼茨所认为：“中文是哲学写作的完美模型”；“汉字模式的功能是它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亦即，大卫·波特说：现代早期的欧洲是“中国化”（Sinicizing），是“汉字密码”（ChineseCipher）的展开；尤其是在语言文字、审美品味、宗教神学和工商经济等方面，都是在“解码中国”（decipheringChina）。耶稣会士与莱布尼茨的“中国学”，应该是西方及希腊哲学的真实起源；尽管之前就“有”，但那都属于的神学话题。只有打破神权禁锢，方能出现诠释“人与自然”的知识与哲学；况且三者（知识、哲学和神学）都是被中国资料铸模成型，它始于莱布尼茨。难怪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GordonBigelow）说：“莱布尼茨的‘梦’（中国梦）……威胁到‘欧洲文化包含真理’这一常识。”西方知识体系实际上发轫于莱布尼茨之处理汉语文献和概念。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BirgitTautz）说：一旦说明中国在早先西方的“实际存在”，就会把它的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莱布尼茨方法的实施要旨，是通过对于中国文献的翻译和寓意，在阅读中发明哲学；因而，驾驭中国文献则冲击旧欧洲，并使中国的表达方式随之展开。耶稣会士提供的中国资讯和莱布尼茨的相关写作……对于欧洲接受东方哲学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难道不是汉语文献把知识与人的主体性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了吗？。难道不是中文的符号概念、它的权威性和认知方法都已渗透到那正在形成中的西方知识里吗？莱布尼茨坚持使用最接近古汉语的翻译，……为欧洲开拓出一种技术和发明的语言（知性语言）。……由改造中国文献而产生的西方认识论，标志着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前期，新型的中国式的各种学科雨后春笋般地绽放。〔早年西方精英的夙愿得以实现，即“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基特森教授著《中国塑造浪漫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年）写道：我的这项研究试图证明……英国人把来自中国的新知识拓展开来。……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与中国文化相遇使英国能够塑造自己的民族身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有关中国知识的传播……意味着异域文化的渗透最终产生欧洲的知识体系；……而在这方面，中国文献的译本则尤为关键，它对19世纪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丙）人类社会视野中的欧美国家民族国家的产生并非易事，它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后者在西方，是被传教士从中国“取经”，而用于遏制教派火拼和哥特喋血；再加上儒学引导启蒙运动、以及“汉字表意”改造其表音文字；这才使西方有可能告别“末日炼狱”，跻身“天下文明”（18世纪）。但随后，由于可以凭借“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向外侵略，纾解内忧，因而能够自动形成“理性”和“团队”；西方也就抛弃了“儒学启蒙、文化协和”，并反其道而行之，发掘其本土的“斗争性”——原罪、性恶和“古典”（希腊—罗马），以激励斗志、自诩光环和荼毒东方。姑且不论西方径直地走向了世界大战与核武恐怖的不归路。到了21世纪，由于地缘优势逐渐从海权转到陆权，西方的诸矛盾与斗争性皆很难宣泄于外，反倒是聚爆于内；这样，缺少和谐智慧（文化协和）的西方就难免陷于内乱了。现代及西方的国家机能与体制都源于何时何地？其原型是“战国七雄”——随着水利工程和内外战争而兴起的、极具组织性与动员力的集中管理模式。弗朗西斯·福山说：“第一个创造现代国家的是古代中国，……此种国家机构不是父权（血缘）组织，而更像是一个现代国家。”《圣智学习：比较政治》一书指出：“早在欧洲人思考基于功绩的‘文职行政’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经完善了的此种官僚机构。”概括欧美政治体制的特点：18世纪的启蒙理想是儒家观念，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民贵君轻、诛伐暴君”；而在后来的实践中，则在进一步引进的文官及考试制度（科举）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标榜“西方传统”），但这是“至善”的表象掩盖至恶本质（性恶原罪），即依靠“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汤因比批评西方民主是“部落意识，穷兵黩武”。较之中国传统政治，欧美国家乃等而下之；它类似于“前传统”的战国七雄：强组织、易动员、善结盟和应战型。正如亨廷顿直言：“西方赢得世界所依靠的‘优越性’，不是思想、价值和宗教，而是运用‘有组织的暴力’。”图解西方政治的前提和“奥秘”都是“三七开”：凭借“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把其社会的生存竞争的大部分（70%±）地转到外部世界，从而使它的内部变得“理性”（民主、自由、法治）。一旦地缘优势逆转或海洋霸权受阻，则诸多矛盾不再宣泄于外，倒是聚爆于内。（三）本同末异：现代英国是复制中华文明的变种（甲）“文明的暴发户”伪造优异传统撇开虚构的历史，英国及欧洲在17世纪处于民族国家难产的动乱期；之前，则基本上一直是“非文字”（方言口语）和“非世俗”（神权禁锢）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却被美化为“中世纪、诸王朝、原始积累、资产阶级革命”而已。四大发明的冲击，使之从“原始静态”变为“无序动态”（宗教战争）。只是经过由中国文化所引导的启蒙运动，西方在18—19世纪，才逐个变为“以人为本”的国家与“文明”。它们便竞相编造“暴发户”的家谱或历史。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LindaColley），英国民族身份是被发明的，其过程始于年左右，而持续了很久。“……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说：“……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古老传统’都是最近发明的。”这令人想起18世纪的伏尔泰的话：唯有中国历史是真实的，而其他所谓的“古老”则几乎都是“依样画葫”。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的这番话被剑桥大学出版社年发行的《中国与英语文学现代性》（作者：EunK.Min）所佐证，其中写道：（在17世纪）中国历史为古代世界树立了新标准，因此，它成为“普世历史”的新起源……。按照沃顿（WilliamWotton,—）的说法，所谓“从印度、阿拉伯或腓尼基……向西传播的知识”，可能都是来自中国；她的第一个国王——伏羲——最早开始探寻知识，而他们（中国人）则把自己的知识储备起来，并分享给其他民族。……沃顿还说：“‘古希腊人’确实是按照古代中国编造出来的‘现代人’。”……（早在年）威廉·坦普尔提出：“……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人类学家范笔德（PetervanderVeer）指出：“英国人深信自己的优越性，于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既然如此，那么，在其民族国家与“古老传统”被发明之前，“英国”究竟是什么样呢？没有真实文献证明这些“历史”的存在，诸如：罗马不列颠、哥特中世纪、王朝编年史和《大宪章》以及“资产阶级革命”〔麦克拉克伦（AlastairMacLachlan）著《伪造的17世纪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假的谱系！》〕。关于“欧洲”的身份认同。美国贝勒大学教授蒙赫洛（DavidE.Mungello）说：“在17世纪，中国历史构成‘欧洲认同’这一事实，表明缺少文化优势的西方遭遇了知识上的挑战。”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Standaert）进一步指出：“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历史……为欧洲读者引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拓展了‘普世历史’，……从而强化和细化了‘欧洲历史认同’。”（乙）英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汉字密码（Chinesecipher）→语言的通用性与合法性（Universalityandlegitimacyoflanguage）→英语身份认同（Englishidentity）→英国民族国家认同（Britishnationalidentity）——大卫·波特不列颠民族国家（英伦三岛、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及其身份认同，都是在18世纪建立的；它与通用英语（现代英语，非方言性）的发展乃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从语言文字的方面来讲，它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在16世纪，即莎士比亚生前，英语尚属于部落语言——“英语实际上是几百种彼此不能沟通的方言土语”（Englishwasspokeninhundredsofdialectsoftennotmutuallyintelligible），这还不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呢！那时也不存在书面英文。“莎士比亚作品”是17—18世纪被人杜撰的，下文详述。方言土语在较大的空间里，不仅无法沟通或交流，而且还会产生误解和冲突，这也是16—17世纪英国及欧洲宗教战争不可缓解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如此状况、从而建立较大的“有序、息争”的共同体（民族国家），首先必须形成一种相对的通用语言。它是超越方言土语、而反映人类“共通认知”的表达形式。“俗”限一地，“雅”通四方；语言也应该如此，所以叫“雅言”。那么，在现代早期的英国及欧洲，“雅言文字”和“共通认知”从哪里来呢？非汉语而莫属！再说文字，由于被注入或寄生于“汉字表意”（定义与概念等），英国及欧洲的诸文字就从“表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从而不仅胜任于书写知识（文学、科学和哲学等），而且还充当其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对通用文字。宏观透视：西方国家与“文明”及其“身份认同”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它是绝无仅有的真文明的辐射和传播的结果。她把整个世界都启动起来，也最大化地释放了“善与恶”，后者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出现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源。而另一方面，中国历史则赋予欧洲身份”（ChinashistoryposedtoEuropeanidentity）。17世纪中叶，传教士把始于伏羲的中国历史介绍到欧洲，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存在一个“人”（自己）的伟大而悠久的文明；这就引发了启蒙运动，导致神权与神本皆土崩瓦解。在此过程中，西方人按照“中国模式”塑造文明和编造历史。后者则演变成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全球通史”，它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丙）“英国性”实质上就是“中国性”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尤金妮娅（EugeniaZ.Jenkins）认为：“到19世纪初，如果没有‘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就不可能构想‘英国性’（Englishness）。最能昭明‘英国性’的则是‘中国风’（中国物质文化）。”中国风→中国性＝英国性（主体性）爱丁堡大学的保罗·纳什（PaulS.Nash）著《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思想》详述：—年间，中国因素呼唤出形形色色的英国观念……。人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均被作家们揉合到社会话语和政治讽刺之中，以重新表达大众舆论、哲学视野和宗教争论。该时期出现的多位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作家，无不把中国思想运用到他们的各种作品里，诸如小说、戏剧、童话、译文、旅行游记和伪造的东方来信……。来自中国的新知识充盈于所有的文本之中，辩证互动，追溯古代与追求现代；凡此，都被纳入启蒙哲学与神学的辩论之中。……其主流作家包括亚瑟·墨菲（ArthurMurphy）、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Goldsmith）、约翰·贝尔（JohnBell）和霍勒斯·沃尔波尔（HoraceWalpole），他们都用中国思想来帮助定义英国身份（民族认同）……。那时，英国加入了中国中心的全球市场……，而中国物品（物质文化）则是西方社会的特权标志，并且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风”文学被本土化，来作为规范性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中国物质文化也变成了标准英国性（normativeEnglishness）的核心话语。……英国身份（民族认同）……则依靠各种“中国性”（Chineseness）作为重组英国文化的要素。与此同时，英国文学表明，中国和“中国风”的概念也有助于使英国获得霸权地位……。中国物质文化在英国可以衡量一个人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因为它已融入英国、而成了英语自身。（丁）大英帝国在文化上的中国内涵第一、商业帝国。伯明翰大学的凯特·史密斯（KateSmith）写道：“中国风”：通过英国人对于中国款式产品的反应与态度，揭示了新出现的不列颠商业民族的身份。大卫·波特的书《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剑桥大学出版社，年）……认为，“中国风”在建立英国身份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效用。……它为不列颠人提供了一个讨论和构建“民族感通”的空间。……通过时尚、模仿和创新，“中国风”的经济原则成为这个日益商业化国度的核心价值，……以致创建出一个兼具世界性与帝国性的英国民族身份。……亦即，英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实体，在文化上是回应和利用“中国风”、而达成其民族共喻之结果。……另外，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风”开拓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审美意境；它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和物质文化，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第二、“西表中里”。关于不列颠帝国的“中国内涵”，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斯洛博达（StaceyL.Sloboda）写道：如果说，“中国风”在18世纪代表外国品味和特殊地位；那么可以说，它在19世纪则成了英国审美和物质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那时的英国，中国风……在根本上塑造了从美学模仿、心理建设到民族身份的观念；……这不仅是理解英国美学史的核心，而且对于不列颠帝国的文化构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创造了中国式的不列颠之视觉语言。……中国风，超越了无声的装饰美学的范围，而直接“说定了”英国的新兴帝国的身份；……不列颠从视觉上“复制中国”（审美与物质文化），只不过在当时与帝国主义观念相捆绑（掩盖真相）而已。……总而言之，作为视觉语言的中国风，与塑造现代英国的软实力乃密切相关。第三、国际架构。英国“世界主义”是儒家“天下观”从恶的方面的展开。关于英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能量，尤金妮娅写道：18世纪，英国通过“中国形态”反射出自身的世界主义民族（cosmopolitannation）；然而，（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编造出虚假的不列颠的主体性。中国形态不只是促使现代早期英国转向全球文化思维的拉力之一，而且简直就是英国文学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世界主义”的基础。对于不列颠的某些事来说，“中国”何止是另一个国家、帝国或文化，而是意味着新兴的全球观念；由此，英语必须用她的标准来衡量和检验。现代英语反映了和组合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概念，它们都是指向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天下性）的。换句话说，在文学的效果上，中国物质文化陪伴着现代英语的成长，彼此和谐作用，而使英语投注于更大的世界。英语文学所归因的中国物性和汉语风格，并非只是这些事物本身被引进于英国文化；而是，它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概念，这些英语文学是不可想象的。……把中国（概念）吸收进入英语主体，是不列颠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民族，全球伸张的文化路径之一。图解大英帝国的文化内涵、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皆来自中华文明。（四）南橘北枳：挪用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的奇葩（甲）“中国风”所构成的英国历史传统当然，战争也是形成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尤为擅长。一本英国开放大学（TheOpenUniversity）教材这样写道：对法国的连续战争，包括大联盟战争（–年）、西班牙继承战争（–年）、奥地利继承战争（–48）、七年战争（-年）、美国独立战争（–年）和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年）；凡此，在英国国家身份的“发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国不仅对不列颠构成威胁，它似乎也代表了英国所没有的一切。怎样理解“法国……似乎也代表了英国所没有的一切”？主要指英国从法国获得的“中国风”——由园艺、工艺和文艺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例如，两国的戏剧界曾于年在伦敦联合演出《中国节日》，却遭到“爱国暴徒”的砸场；年，英国独自上演经法国转手而来的《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国已争取到了“中国风”的自主权。然而不久，随着英国在七年战争（—年）中击溃法国、夺取了海洋霸权；这就激发了英国沙文主义的狂热，并扩及到文艺领域。于是，“中国风”就被它所衍生的“哥特式”和“哥特化莎士比亚”所淹没；几乎所有的在“中国风、中国启蒙”下成长起来的英国文化精英，皆是“盗憎主人、盗亦有道”（学成之后都诋毁中国，而且继续使用中国文化构建其本土传统），他们包括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托马斯·珀西（ThomasPercy,—）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都是基于中国资料分别“创作”哥特建筑、小说和诗歌（英语古诗遗产）以及《约翰逊英语词典》与经典版莎士比亚。（乙）美利坚产生于欧洲儒学与中国风杨百翰大学的基尔斯顿·戴维斯（KierstenC.Davis）著《北美殖民地的“二手中国风”与儒家革命者》，其中写道：“他们（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儒家革命者’）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他们复制了英国的中国时尚，而不是从其他地方（指中国）获得‘第一手’的。”解释一下，由于那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垄断，而不允许其殖民地与中国直接交往，所以北美只能分享“二手中国风”（指来自欧洲的中国产品与物质文化）。戴维斯认为这是北美革命（独立战争）的经济原因；而其思想原因则是“儒学革命”——引导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文化，亦即：赖希温（AdolphReichwein）指出：“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启蒙运动时期的北美精英学习孔子语录，从中获得中国哲学的世界观。……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革命的思想与其建国者们所读到的欧洲版儒学，两者密切相关。……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伴们都称赞孔子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还有一些北美作家均强调“哲学治国”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他们都把中国描述为“哲学家的天堂”。再者，莱登大学资料库论文《亨利·戴维·梭罗的“道”与儒家思想转化成超验主义》，其中写道：“孔子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超验主义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以致儒学成为构建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元素。”（丙）源自华夏的西方话语和文化主体第一、西方话语。之所以西方字母文字能够成为其民族性与国际性“通用文字”，其主要原因是它们寄生于“汉字表意”和摄取了“中国话语”。大卫·波特说：“随着耶稣会士讲述中国，许多新颖的思想也都被引进到欧洲；尤其是关于……书面文字的特性，被注入现代欧洲的语言文字之中。尤金妮娅也说：“作为审美价值的‘中国风’从广泛的英文话语的内部透露出来”；“中国物质文化被置于规范英文风格的核心话语之中”；“约翰·韦布（JohnWebb）所论的中国文化及文字的理性与理想“已经深深地凝结在现代英文的政治话语之中”。此须解释，西方的话语、知识、哲学、民主和人权等，差不多都是在现代早期取自中国，却蜕变为其文化霸权主义的工具。后者体现这样一种“价值观”，即它否定其余世界的权利和传统。第二、文化主体。使用中国资料塑造历史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身份，双管齐下、互为因果；因而，现代英国及其“传统”（包括大英帝国的文化内涵）诞生了！《现代早期英格兰的东方共鸣》（C.Gallien,L.Niayesh）称：“在17—18世纪，闻名于世的中国智慧是西方的共同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