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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今天早上原本是我们博士生二年级的一个田野调查课，特改为人类学论坛的特别专题，邀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话题进行学术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大学的院所，也不是学会，它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方式。时至今日，它已经办了13次了。此外中间还有些特别会议[1]。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民间性的学术共同体。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会议召集人和秘书长就是徐杰舜教授。今天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彭兆荣(厦门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大家好。

徐新建：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向大家隆重推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顺便说一下，徐杰舜老师原来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主编。这个学报创办了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的栏目，从它的封面到每期的访谈，到人类学的主打栏目，都是很棒的。有二十几年了吧？

徐杰舜：对！二十几年了。

徐新建：这个杂志大家要看一下，很不容易，现在被评为C刊，而且在人类学圈里的口碑很好。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有一个项目。年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召开之后，人类学高级论坛启动了一个项目，计划做中国人类学家的口述史。口述史的概念，以后我们会讲。为什么要做人类学家的口述史？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考虑。等下两位老师会讲一讲项目的背景。这项目到今天已经两年了，也到了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三位就聚到一起。对现在的计划做一些评述，同时通过三人谈的方式来对话。

整个口述史计划的成果是一套丛书，就是以海峡两岸四地人类学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为了这套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做一个总序。今天的三人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完成这个总序的构架、内容、意义。这是一场表面上看起来即兴性的对话，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今年(年)6月份在台湾期间，我又与乔健先生、王明珂老师等做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这里还有两位老师要介绍给大家。一位是李菲老师，她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的几位副主席之一，她也是口述史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访谈者和撰写人。她主要采访了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在台湾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整理和撰写。还有一位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助理韦小鹏。

我的铺垫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接下来的程序，先由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彭老师来阐述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下面先有请徐杰舜老师。

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由来

徐杰舜：徐新建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这个专项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文库？我觉得，还是要从我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经历说起。

我在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因为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这已成为我们党中央执政的理念。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太边缘了。这两个“太”字让我感触很深。人类学“边缘”到了这种程度——仅能在中国大学的学术体制中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体制内，作为二级学科，很多资源你是拿不到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很需要人类学的参与。比如农民工问题、城市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不是其他学科可以解决的。因为其他学科往往容易见物不见人，或者是很少见到人，而人类学总是坚持首先从人出发，一切要从人的生存、发展来考虑。人类学从人出发，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谁看得起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工刚出现的时候，这个群体是吃得最差、住得最差、做得最累的，拿到的钱又是最少的，甚至还可能拿不到。但另一方面，城里人离开了农民工怎么过日子？春节，农民工回家了，北京城里报纸没人送，牛奶没人送，早点没人做。人类学家介入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以后，就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中国太需要人类学，而中国人类学又太边缘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在我们学报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学专栏。因为人类学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发表，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报告更没有地方发表。

从年开始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来，我特别要感谢乔健先生。乔先生在年退休时，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在荣聘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2]。他把这篇演讲稿给了我们学报。我当即就决定安排在年的第一期刊发，但稿子才到一审就出问题了。乔先生在文中谈到中国人类学有四个困境，其中一个就批评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怎么办呢？为了这篇文章能顺利刊发，我就跟乔先生商量，问他能不能把这一段去掉？这样一来，四个困境就变成三个困境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乔先生胸怀很宽大，同意了我们的审稿意见。当然，后来有人批评我说不该删掉，但是不删，文章就发不出来。结果，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那个时候学术批评类的文章是很少的，更没有人针对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做出批评。紧接着，北京的人类学学者就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3]，专门针对乔先生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成乔先生的观点，似乎觉得乔先生担心得太多了。他们的这些不同意见，后来也在我们学报全文发表出来，这就引起了大家对中国人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