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湯開建，年在蘭州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年任教於西北民族學院，—年任教于暨南大學，年起任教于澳門大學，年獲頒“法國教育騎士勳章”；現為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客座教授、澳門口述史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明清史、澳門史、中外關係史、西夏史及中國邊疆民族史研究，出版學術著作《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明清士大夫與澳門》《黨項西夏史探微》《宋金時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澳門編年史》（6卷，合著）《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等十五部。
摘要
明嘉靖三十六年（）澳門開埠後，葡萄牙的大黑船既運來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貿易品，也運來了表現西學東漸重要內容的歐洲書籍。在這一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由於受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所停靠的第一站通常選擇葡萄牙的居留地澳門。為了傳教的需要，進入澳門的傳教士一般都會帶一些歐洲的宗教書籍進入澳門，然後再將所攜帶的歐洲圖書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和日本。與此同時，17世紀初，在澳門成立的耶穌會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也建立了中國境內第一座西式圖書館，收藏了眾多的歐洲書籍。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樑和管道，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最先帶歐洲書籍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是利瑪竇，他不僅自己攜帶科技、律法書籍，而且進京後還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科技圖書，先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由於這些科技類書籍在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知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傳入內地的，是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龍華民。最具轟動意義的是明萬曆四十八年（）金尼閣、鄧玉函將從歐洲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之後又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這七千餘部西書中，除宗教類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科技類書籍，其中科技類書籍達三千餘冊，包括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
關鍵字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澳門歐洲圖書金尼閣聖保祿學院圖書館
明嘉靖三十六年（）澳門開埠後，不僅成為大航海時代東西方貿易最為繁盛的國際貿易港口，而且也充當了西學東漸的唯一橋樑。葡萄牙的大黑船既運來了西方五花八門的各種貿易品，也運來了表現西學東漸重要內容的歐洲書籍。例如，耶穌會傳教士利類思（L.Buglio，—）在康熙初年完成的《不得已辯》稱，“西國攜來書籍萬計”，反映了這一時期西來的歐洲書籍量之大。又如，日本文獻《長崎舊記》中稱：“寬永七年（），是歲，下命於長崎，禁舶來耶穌教書籍。”可知，日本在17世紀時就開始禁止歐洲書籍的傳入，反映了歐洲書籍在日本產生影響之大。在這一時期，來華的歐洲耶穌會士由於受葡萄牙保教權管轄，所停靠的第一站通常會選擇葡萄牙的居留地澳門。因此，歐洲耶穌會士所攜帶的歐洲圖書便首先傳入澳門，然後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和日本。與此同時，17世紀初，在澳門成立的耶穌會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也建立了中國境內第一座西式圖書館，收藏了眾多的歐洲書籍。作為16世紀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橋樑和管道，大量的關於西方科學技術、天文數學、文學藝術以及宗教哲學的著作由耶穌會士攜帶進入澳門，澳門成為了歐洲書籍傳入東方的收容地和中轉站。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又源源不斷地輸送至中國內地及日本，甚至朝鮮和安南，從而引起16—17世紀西學東漸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耶穌會士充當了最為重要的傳播者角色。可以說，歐洲圖書傳入澳門，是西學東漸史上不可不察和不可不細察之問題。因為，只有清楚地瞭解明清之際歐洲圖書由耶穌會士傳入澳門的詳細情況，才能真正把握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內涵。然而迄今為止，此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故筆者試對此予以考述，以求得出明清之際歐洲圖書傳入澳門的準確資訊。
一16世紀早期耶穌會士傳入澳門的歐洲圖書
西方傳教士攜帶歐洲書籍進入所在傳教地，這應該是他們的傳統。年，西班牙耶穌會士沙勿略（F.Xavier，—）離開葡萄牙時，教宗送給他價值一百克魯劄多的書籍，其中除了《聖經》類的天主教書籍外，還有一本關於醫學的書籍。進入澳門的傳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一般都會帶一些歐洲的宗教書籍進入澳門，而這些宗教書籍絕大多數是用拉丁文寫成。例如，年到澳門、廣州的巴萊托（M.N.Barreto，—）神父帶來的書籍有大《聖經》一部，小《聖經》數部，還有柏拉圖（Πλ?των，約前—前）、亞里斯多德（Αριστοτ?λη?，前—前）、托勒密（Πτολεμα?ο?，約—）、聖奧古斯丁（A.Augustinus，—）、聖托馬斯（T.Aquinas，約—）等人的著作，全是拉丁文。羅明堅（M.Ruggieri，—）來澳門後，不斷要求歐洲給他寄來書籍，寄來的書籍也是附有圖片的基督事蹟、《舊約》故事、《聖經》等。他還收到一大厚本的《教典法》，後來帶到了肇慶。這些書籍，應該都是拉丁文著作。在羅明堅和利瑪竇（M.Ricci，—）所建的肇慶會所裏，也帶進了大量的歐洲書籍。裴化行（R.P.H.Bemard，—）《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稱：
這時，會所內來到幾箱西洋書籍，各種的尺寸都有，從兩開本以至最小的版本，無一不備。在白色而又堅韌的紙質上，印有大小適宜的文字。印刷的精美，鍍金的書邊，絲絨的封套，套上附有的銀鉤，樣樣都引起學者好奇心。西洋字母及鉛字的活板印法，又是另一種令人奇異的本源。
很明顯，這幾箱帶進肇慶的西洋書籍應該都是先從歐洲帶進澳門，然後再從澳門帶入肇慶的。這些帶進肇慶的歐洲書籍雖然當時的中國人看不懂其中的西洋文字，但大多都被西洋書籍的精美印刷和燙金裝幀所吸引。利瑪竇稱：
這些書雖然中國人看不懂，也不能理解其中的含義，但只從精美的外觀和精緻的印刷來看，人們便知道這些書中講述的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如此重視這些書籍。
萬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後，明朝官方對南京教堂“事天堂”進行了搜查，查出了“番字書大小本共二百餘本”，相信這些番字書絕大部分也應該是先傳入澳門、後進入內地的拉丁文的天主教著作。如果說此時耶穌會僅南京一處住院便有二百餘部西書的話，那麼可見早在年耶穌會士金尼閣攜七千餘部書來華之前，經由澳門進入內地的歐洲圖書之規模已然蔚為大觀。傳入澳門的歐洲圖書中，既有滿足傳教需要的宗教哲學著作，又有科學技術、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美術音樂等類型多種多樣的圖書。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當數科技類圖書。
將歐洲科技圖書帶入澳門，應始于利瑪竇。關於利瑪竇從歐洲帶進澳門後又帶進中國內地的歐洲書籍究竟有多少？目前尚無準確的數位和記錄，這只能從一些側面的記錄中獲取有關資訊。利瑪竇晚年談到肇慶期間的情形說，他們有“很多關於科學、律法方面的書籍；有些書很大，比如《聖經》以及其他封面燙金而且裝訂很好的書籍”。利瑪竇在年11月24日致總會長函中寫道，他正在做一個天球儀，“我不知道會做得怎樣，因為我手頭的書只有丁先生（ChristophoroClavius）和皮科洛米尼（AlessandroPiccolomini）的《球體》”。丁先生（即克拉維斯，—）與皮科洛米尼（—）的《球體》這本書肯定是利瑪竇從澳門帶入內地的歐洲科技書籍。在韶州期間，利瑪竇給瞿太素教授克拉維斯的《球體》（即《渾蓋通憲圖說》）和歐幾裏德《幾何原本》，後一書也當為利瑪竇帶到澳門再帶進韶州的歐洲科技書。利瑪竇在肇慶仙花寺內展示的一幅《世界地圖》，很可能就是奧特裏烏斯（A.Ortelius，－）於年繪製的《心形世界地圖》，或墨卡托（G.Mercator，－）於年用圓柱投影繪製的《世界地圖》。年，利瑪竇在肇慶繪製出了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圖》；據他自己說，主要是以“所攜圖冊與其積歲劄記”為依據而繪製成的。這裏面所攜的圖冊，就是指他從歐洲帶入澳門又帶入肇慶的那些西方書籍，因為這些西方書籍裏面有很多世界地圖的插圖。這又可以說明，利瑪竇在肇慶繪製的第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圖》，其藍本來自傳入澳門的西方書籍。年，利瑪竇到南昌後，他給南昌的建安王贈送了兩部書，其中一部為附有世界地圖的《世界概述》。這部書很可能是利瑪竇寫信回歐洲，要求歐洲方面寄給他的一部書，所以這部書應該先到澳門，然後才轉交到利瑪竇手中。
利瑪竇進京後，不斷寫信向歐洲索取歐洲科技圖書，因此也有很多書籍通過歐洲寄到澳門，再送到北京，王英明《曆體略》稱：
自利瑪竇于神廟初，挾其彼國圖書器物，由海道自西南諸國以入中華，尚食京師，發明九重天奧義，自後同學相繼而來，所譯教義諸書不下充棟，而曆法一部，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表度等說》《測量全義》《日月星纏表》《天問略》《測天約說》及《渾天儀》《測蝕》等書，確當詳明，遠過先代。
由於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士將“科學傳教”作為其一條主要的傳教路線，通過審視中國科技的不足之處，從而“對症下藥”，派遣精通該領域的耶穌會士攜帶歐洲專業書籍，經由澳門抵達北京朝廷，以便取悅明朝政府。而這些耶穌會士所攜書籍，並不是取自葡屬印度等殖民地的圖書館，而是直接從當時歐洲最先進的科技文獻中搜集而來。例如，利瑪竇年致羅馬的一封信中稱：
希望您把這件事向總會長美言幾句，因為這件事為中國非常重要。這是舉國上下一致的希望。派遣一兩位精通天文歷數者前來中國，長駐北京，因為其他城市缺乏動力。並請務必提醒他們，攜帶必要的書籍，不能希望臥亞或者其他地方能幫助我們，因為印度公學也沒有這類的書籍，即使有，也不會借給其他會院使用。
此處利瑪竇所提到的“印度公學”，即位於印度果阿的聖保祿學院。這是葡萄牙在亞洲最早建立的一處神學院，同時也是耶穌會遠東傳教的最為重要的一處基地。但根據上文利瑪竇所言，耶穌會在中國行教所需要的科技類書籍在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中都屬罕見，可見當時經由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科技類書籍中，其品質與內容當與歐洲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相差無幾。又據萬曆四十一年（）李之藻（—）的《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稱：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
據此可知，龐迪我（D.d.Pantoja，—）、龍華民（N.Longobardi,—）、熊三拔（S.d.Ursis，－）、陽瑪諾（E.Dias，—）等耶穌會士也曾攜帶了“極多”歐洲天文曆算書籍進入中國。當然，這些“彼國書籍”都應該是從歐洲帶到澳門，再從澳門帶進北京的。
早期的傳教士亦將宗教哲學、語言藝術類圖書帶進了澳門。最早將西方基督教文學、《聖經》故事的書籍帶進澳門者，為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年，羅明堅在寫給歐洲的信中稱：
我希望神父能給我寄來我主基督奧跡之書（內附有圖片）、《舊約》故事與基督徒故事等書籍，為使中國人知道，我們並非只是由麻六甲去的四位商人，看見這些書便知分曉，尤其是一部裝訂精美的《聖經》。
上所言《舊約》故事書包括了《舊約》敍事文學中的《路德記》《以斯帖記》和《以斯帖補編》。據學者研究，《路德記》已初具後世小說中的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利瑪竇身邊就有一部這樣的書，據年5月12日利瑪竇的信稱：
弗拉芒人拿塔烈神父的《福音歷史圖集》是李瑪諾神父所有，應有他所主持的會院使用。因此我給馬塞利神父寫信，要他為北京會院也籌捐一本，因為這本書比目前那本《多文聖經對照本》更有用；許多道理用言語交待不清，看畫冊便迎刃而解。
這部被利瑪竇帶進中國，後又轉給了李瑪諾（M.Dias,—）的納塔萊聖像畫冊即《福音書畫傳》，這部書是將《聖經》的故事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全書以天使伽布利爾（Gabriel）向聖母瑪利亞傳達天主降孕為開始，以基督受磔刑升天、瑪利亞之死、瑪利亞在天上戴冠為結束，全書將這些故事都用圖畫配以文字進行表現。這應該是西方基督教《聖經》文學的繪圖本在澳門的首次傳播。利瑪竇進北京時，也向萬曆皇帝貢獻了一批歐洲圖畫，據龐迪我稱：
我們有一幅畫，畫著頭冠三重冕的教宗和佩戴徽章的帝王跪在我主天主的聖名之前。我們把這幅圖展示給皇帝看，解釋道，他們是三種類型的王。他們都崇拜（就如畫中所見）真正的天主，天主創造了天地。我們已向他展示過天主的形象，他們於是把畫像帶走。皇帝覺得畫像太小，命令我們畫一幅彩色的大幅畫像。後來，皇帝派人來詢問關於我們家鄉的事情，特別是國王的宮殿。我們有一些最新印製的埃斯克裏亞爾王宮的圖畫和一幅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版畫。我們委實猶豫是否僅獻上聖馬可廣場圖即可。不敢獻上埃斯克裏亞爾王王宮的圖畫的原因是，假如皇帝要求繪製更大的圖像，我們不曉得誰能勝任，我們也不知畫像是否能送到皇帝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瑪竇的貢品當中是沒有記錄這些西洋圖畫的，所以我懷疑，這些西洋圖畫很可能是來自利瑪竇貢獻給萬曆皇帝的“天主經壹部”裏面的插圖。亦即上引龐迪我信中所稱：“一本裝幀精美題為《天主經》的書，內繪有圖像。”之後，羅儒望（J.d.Rocha，—）依據納塔萊的《福音書畫傳》於—年間刊刻了《誦念珠規程》，此書實際是《福音書畫傳》的選刊本，只選了耶穌生平的十五個故事，配以繪畫而進行介紹。到明末時，艾儒略（G.Aleni，－）於—年間又在福州刊刻了《天主教出像經解》。該書仍以納塔萊的《福音書畫傳》為藍本，但所選的內容較《誦念珠規程》多了三倍。據耶穌會士方殿華（P.L.Gaillard，—）稱：
崇禎八年，艾司鐸儒略傳教中邦，撰《主教經解》，仿拿君原本，畫五十六像，為時人所推許，無何不脛而走，架上已空。閱如千歲，艾君撰《天主教降生言行紀略》，付梓福州，流傳甚廣，無如時代遷移，棗梨散毀，自今求之，舊籍寥寥矣。
這反映了基督教《聖經》文學圖書經澳門傳入中國後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除羅明堅、利瑪竇將基督教《聖經》文學的繪圖本書籍帶進澳門外，龍華民神父也寫信給歐洲，要求他們寄來《聖經》《教會法典》及“教父們的傳記，尤其教會十大博士的傳記。因為，中國人得知歐洲的博士這麼多，這麼偉大，而他們自己只有一人，就是孔夫子，是會大吃一驚的”。這些教父傳記和教會博士的傳記都應該屬於傳記文學之類，也是西方文學圖書傳進澳門的記錄。傳教士傳教隨身攜帶的圖書一般除了《聖經》外，必帶的一種圖書就是《伊索寓言》。據說，利瑪竇在南昌時：
有位官員見了有這種畫的一本關於救世主的小冊子，愛之若狂，利瑪竇表示歉意稱：“這是我傳教的書，不能送給他，但送給了他一本《伊索寓言》，他也就接受了，還把它當作佛蘭芒的印刷精品。”
繼利瑪竇後，來南京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Semedo，－）在南京看到了拉丁文版的《伊索寓言》稱：“這很像我在南京省看見的那本拉丁文《伊索寓言》，裝訂是我們的樣式。”這部帶到南京的拉丁文版的《伊索寓言》應該是從澳門帶進南京的，是誰帶來的，尚不可考，但可以反映出，為了傳教的需要，傳教士往往隨身攜帶《伊索寓言》，利用其中的寓言故事方便講道傳教。年10月，義大利耶穌會士石方西（F.d.Petris，—）神父在韶州去世。他去世時，床頭還放著一本為讚頌聖母抄錄的虔誠讚美詩。這種讚頌耶穌、聖母的虔誠讚美詩，也是傳教士們從澳門帶進的基督教書籍。根據耶穌會檔案，瑞士耶穌會士徐日升（Ni.Fiva，—8）年抵達澳門時，他帶進來一些書，被送到當地的書商處裝訂。年，接任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的龍華民意識到歐洲書籍對於傳教工作的重要性，在韶州寫給耶穌會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R.Acquaviva，—）的信中稱：
神父所寄來的書籍給我們帶來莫大的榮譽，不但教友們表示驚奇，而且教外人更是欽佩不已；尤其《皇家聖經》，教友們以隆重的禮敬禮它，看成是天主的東西。希望神父常給我們寄書籍來，使每一會院都能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為盼。
希望在每一個會院都建設一個圖書館，反映了耶穌會對將歐洲圖書帶進澳門與中國內地極為重視，當時已建成的澳門聖保祿圖書館和後來北京教堂圖書館的建設都可以證明。在聖若瑟修道院至今還保存著幾種16—18世紀出版的拉丁文書籍。例如，年出版的拉丁文古文獻《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演說，評論手冊》（圖一），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國學者傅爾蒙（E.Fourmont，－）的拉丁文著作《中國官話》（圖二）。這些拉丁文歷史語言哲學類的書籍，都應該是當時傳教士帶進澳門的。
二歐洲圖書東傳的重大事件：金尼閣攜七千餘部書籍運抵澳門
耶穌會成立之初，對於圖書之注重，已為一般人所稱讚。龍華民接任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後，即提出要在中國各住院建設圖書館的建議。年，龍氏在其備忘錄中提出，要在北京建立一座“當與歐洲本會之第一流圖書館相等的中央圖書館”。當年，龍華民就指派金尼閣（N.Trigault，－）返回歐洲，向教宗彙報中國傳教事務，並擔負兩項重任，一是招募傳教士來華，二是搜集各種歐洲圖書，籌建耶穌會圖書館。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曆意、法、德、比等國，向各方募集圖書。年，第一批在羅馬募集的圖書就有五百冊。後來，他與鄧玉函（J.Schreck，－）等繼續在歐洲各著名出版中心如里昂、法蘭克福、科隆等地收購書籍；除收購之外，很多作家及出版家饋贈者也不少。除此以外，金尼閣還提到他的一位神學家的親戚“曾以其頗有價值之書藏遺贈于餘”，還提到一位西班牙主教所捐贈的五千冊書。又據金尼閣自述稱：
餘迄今所獲者，無論就數量言（重複者不計），就學術門類之繁多言，就裝潢之富麗言，在耶穌會中尚無足以與此頡頏者。余曾在意國、法國、日爾曼國、比國徵募書籍，並有精于書籍之友人為伴，其人即餘去年函中所述及之醫師而兼數學家者。以學科之門類言，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文類、哲學類、神學類、教育類及其他名著外，餘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複甚多；而近日所已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余從各王公大臣所徵集及在各地所收購之各項測算儀器與製造儀器之機械，種類之多，品質之精，可謂已一無所缺。
這一次歐洲之行，在歐洲購買和收集的書籍究竟是多少冊，金尼閣本人並未提供確切資料。但據稍後與金尼閣交往密切的基督徒楊廷筠（－）公佈的數字稱，金尼閣收集帶進澳門的各種書籍當為七千部左右。
年7月22日，金尼閣從歐洲將其與鄧玉函收集到的七千餘部歐洲書籍帶進澳門，這是澳門文化科技史上一件最為轟動的大事。這件事很快也傳到了中國內地，當時在杭州的楊廷筠在其《代疑編》中稱：
自西泰利先生用賓上國，蒙朝廷生養死葬，其國主感恩圖報，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除方物外，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重複者不入，纖細者不入，若然並國中所有，即萬部不啻矣。此非可飾說也，書笈見頓香山澳，已經數年，為疑議未息，貢使難通，俾一朝得獻朝廷，當必發儀部及詞林，與西來諸儒翻譯讎訂，書意昭然，茲編亦屬剩語矣。
楊廷筠在《代疑續編》中也談到了來華的七千部書：
西教不然，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最初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名曰費祿所斐亞，其書不知幾千百種也。學之數年，成矣，又進而為達天之學，名曰陡祿日亞，其書又不知幾千百種也。學又成，乃始行游四方，益廣其見聞，而更浚其靈府，大都不可窮以辯焉。上所言二大種之書，雖不能全攜，隨身緗帙，已七千餘部。每部以單葉之紙，夾印細字，在吾國中，即一部又是數十部也。
金尼閣攜帶的七千部歐洲書籍進入澳門後，當時耶穌會的設想是想將它們迅速運送到內地，在北京及各地住院籌建圖書館。但由於當時中國內地爆發的“南京教案”之餘波尚未止息，明朝政府對傳教士的嚴禁和迫害仍然時有表現，很顯然這批規模如此龐大的圖書要運進北京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七千部書只好暫時安放於澳門，亦即楊廷筠所言“見頓香山澳，已經數年”。直到年，傳教士的宿敵沈?死於杭州家中，迫害傳教事業的力量到此也就完結，傳教士們再次在明帝國取得了半合法的地位，逐教令也等於失效。隨著傳教環境的寬鬆，寄頓澳門的七千餘部西書也陸陸續續由傳教士帶入中國內地，其中有一部分進入北京，有的則被後來的北京北堂圖書館收藏。據北堂圖書館的目錄稱，拉丁文部的書編目為號至號，共有種書，當然這裏並不全都是金尼閣帶進的書。而據方豪（—）考證，確為金尼閣帶進的書有種，疑為金尼閣帶進的書有種，兩者共有種。雖然年北京教堂重開後，有一批書被傳教士陸續帶進北京，但據方豪私藏《辯學》所言：“道途阻塞，書存香山澳，帶進者尚未有什之一二。”也就是說，七千部書只有千餘冊被帶進中國內地，其他絕大部分還保存在澳門。
在金尼閣入華的七千部西書中，除了天主教著作外，還有醫學、法學、音樂及科技類書籍，“可謂應有盡有”。下面主要介紹科技、醫學和文學方面的書籍：
（一）科技類書籍
李之藻《譯寰有詮序》稱：
時則有利公馬竇，浮槎開九萬之程；既有金公尼閣，載書逾萬部之富。乾坤殫其靈秘，光岳煥彼精英。將進闕廷，鼓吹聖教；文明之盛，蓋千古所未有者。
方豪私藏《辯學》抄本亦稱：
傅泛濟字體齋，與金尼閣四表，俱羅馬大臣。先是，利瑪竇至中華，晉見朝廷，賓延殊禮，其國君感甚，特命傅、金二位，遠來繼好，除帶進上方物外，攜有裝潢圖書七千餘部，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
金尼閣帶進的這一批書是什麼樣的書呢？據《辯學》稱，“皆天人之學及曆法度數之書”，即哲學和科學方面的書籍。進入中國內地的書，後來又陸續被收藏在了北堂圖書館中，方豪對這批書籍進行了統計。此處根據其統計，再從中擇取科技類書籍加以整理。編號兩千以內的書籍中，科技類至少有以下十三冊：
1．雅克·貝松：《宇宙儀——可以運用數學對天、陸、海進行觀測的萬能儀器，由雅克·貝松發明》，年於巴黎，由羅威爾出版。
2．皮埃爾伯爵：《用於海、陸測量、天文觀測的儀器，其構造及使用》，年于巴黎，杜伯雷出版社出版。
3．紀堯姆·德·納道尼爾：《經度測量法——運用磁鍼進行經度測量的方法》，年於圖盧茲出版。
4．約翰尼·亨裏克：《初等數學》，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5．阿皮亞努斯著、赫馬·弗裏修斯重訂：《宇宙志》，年於科隆出版。
6．阿裏斯塔克斯：《論太陽、月球的大小和距離》，年于佩薩羅出版。
7．羅傑·培根：《數學家之守望者：在書中討論種類的增加，以及在低等級中它們的德性》，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8．弗蘭西斯科·巴羅奇：《那個令人驚訝的幾何問題，通過十三種方法證明；它指導在同一個面上劃兩條直線，但這兩條線相互不一致……》，年於威尼斯出版。
9．皮埃爾·貝武薩：《天文工具之環，以及確切和方便之法》，年于安特衛普出版。
10．巴西琉斯·貝思勒：《艾希施達特花園，或者是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花和灌木等收集進行細緻的研究，而作的勤勉和細緻的生動描繪和表述》，年於紐倫堡出版。
11．朱賽皮·比亞卡尼編纂：《亞里斯多德的數學之位元，從其所有作品中結集而成，並附說明》，年出版。
12．伯迪：《寶石和礦物的歷史》，年漢諾威出版。
13．巴特奧：《邏輯學以及算學摘要》，年里昂出版。
另三千餘冊中還有大量科技類書籍，此處不一一羅列。以上十三冊中，涵蓋天文地理，如1、3、6、9；算術幾何，如2、4、7、8、11、13等。金尼閣所帶進的《宇宙儀》（Lecosmolabe），作者貝松稱，這種儀器具有萬能功效，是可用於航海、測量、製圖和天文觀測的精密儀器。近代礦物學鼻祖伯迪（A.B.D.Boodt，—）所作《寶石和礦物的歷史》（GemmarvmetLapidvmhistoria）中解釋了如何切割鑽石、石頭的技術。如植物學家貝斯勒（B.Besler,-）所著《艾希施達特花園》（HortusEystetensis），對眾多植物進行了極為細緻的勾勒。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帶進中國內地的歐洲書籍又先後被傳教士和中國學者合作翻譯成了中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征的《奇器圖說》：“《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余部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十一耳。”漢學家顏複禮（F.J?ger，—）很早就注意到鄧玉函《奇器圖說》的版本問題，他斷定此書前兩卷主要出自斯蒂文（S.Stevin，/9—）、蒙蒂（G.Monte，—）等人的著作，第三卷出自貝松、拉梅利（A.Ramelli，—）、宗卡（V.Zonca，—）、蔡辛（H.Zeising，？—）、威朗茲歐（F.Veranzio,—）的機械著作。北堂圖書館館長惠澤霖（H.G.Verhaeren，—）查閱了北堂圖書館收藏的耶穌會士帶到中國的西文書籍，再次確認斯蒂文的書是《奇器圖說》前兩卷的一種底本，並辨識出卷三部分圖書出自拉梅利的著作。
又據學者對《崇禎曆書》的研究，並認定：金尼閣從歐洲帶來的七千部圖書中就包括多部開普勒（J.Kepler，—）的著作，如有反映物理天文學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北堂藏書號）、《哥白尼天文學概要》（北堂藏書號），有反映開普勒光學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學》（北堂藏書號）、《折光學》（北堂藏書號）以及另一版本的《折光學》，附有伽利略（G.Galilei，－）的《比例規》（北堂藏書號），此外還有《世界的和諧》（北堂藏書號）。
三千餘冊的科技書籍中，亦有關於軍事城防技術方面的書籍。耶穌會士高一志（A.Vagnoni，—）年到山西省後，將義大利人馬吉（G.Maggi,—）、卡斯特里奧托（G.Castriotto，—）的《論城市設防》（DellaFortificationedelleCitta）帶進了山西省，並和當地基督徒韓雲（—）將其合作譯出，稱為《西洋城堡志》。他們還在山西蒲城依照西洋法建起一座歐洲式的城堡。
還有，德國漢學家傅漢斯（HansUlrichVogel）研究發現，由德國人湯若望（J.A.S.V.Bell，－）與華人楊之華、黃宏憲共同翻譯完成的《坤輿格致》，其原本即年出版的德國科學家阿格裏柯拉（G.Agricola，—）的拉丁文本《礦冶全書》（Deremetallica）。該書原本屬於曾任慕尼克城市副法官的孟德爾（MichaelM?ndl），後輾轉送給鄧玉函，鄧玉函於年將此書與金尼閣的七千部書一起帶入澳門。此書在澳門停留兩年後，鄧玉函又帶入中國內地，後存放於北京北堂，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醫學類書籍
據狄仁吉（J.B.Thirerry，－）神父的目錄，金尼閣帶回的有關歐洲醫藥學的書籍達種，下面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3種譯出：
1.昂日奧勞·薩拉：《催吐藥物學或催吐藥物之成就》，年。
2.普洛斯彼羅：《論埃及醫學四書》，年於威尼斯出版。
3.蒂莫西·布萊特：《論治療》，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這一批書籍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停留過相當長的時間，高華士（No?lGolvers）稱：金尼閣收集的圖書主要是向在華諸住院提供的，而非澳門學院；然而，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狀況，金尼閣圖書在達到澳門後，此後數年就留在耶穌會的院牆之內，被存放在司庫那裏。這應該是西方醫學書籍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澳門，雖然後來陸陸續續有一批書籍進入內地，但留在澳門的仍然是多數，而且時間相當長。所以，從這一角度而言，金尼閣對西方醫學進入澳門，甚至進入中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可以視之為從澳門入華的西醫傳教士第一人。
（三）歷史、文學類書籍
從現存金尼閣帶進的殘存書籍目錄看，屬於西方文學和歷史方面的圖書有以下幾種：
1．克裏斯丁·阿德里希：《神聖之地和聖經故事戲曲，附有流傳的地圖》，年於科隆出版。
2．阿爾伯托·斯塔德：《阿爾伯托·斯塔德的歷史撰述》，年于施密特出版。
3．亞裏亞努斯：《黑海和厄立特里亞海航海記》，年於日內瓦出版。
4．弗拉維奧·比翁多：《論佔領羅馬十書；羅馬重建三書；論威尼斯之起源和管理；義大利圖說；附索引》，年於巴塞爾出版。
5．大衛·科納：《天主教虔誠的貯存室：來自聖人書信、神父等著作》，年于英戈爾施塔特出版。
6．賽裏奧·庫裏歐尼：《歷史三書》，年於法蘭克福出版。
歐洲早期的西方歷史與文學是很難嚴格區分的，所以，上述書籍都可以將其視之為早期傳入澳門的西方文學圖書。
三16—17世紀澳門耶穌會聖保祿學院圖書館藏書
到16世紀末，由耶穌會士帶入澳門的歐洲書籍數量已經不少，李之藻《請譯西洋曆法等書疏》稱傳教士“攜有彼國書籍極多”即可為證。故年聖保祿學院建立後，就建起了一間圖書館。方豪神父稱：
靖四十四年（），澳門耶穌會院，附設學校。萬曆二十二年（）乃擴充為大學，教授神學、哲學、拉丁文學，有圖書館、觀象臺及藥房等。
據年11月9日范禮安（A.Valignano，－）在澳門寫給耶穌會士總會長的信介紹剛落成的聖保祿學院稱：
其中一個（城堡）之內，有用作休息和圖書室的巨大而涼爽的房間。……此外還有上下兩層的大房間用做休息與圖書室。
可以知道，在聖保祿學院剛建成時就已經設立有圖書館。年，中國官員來檢查澳門聖保祿學院時，郭居靜（L.Cattaneo，－）神父還帶著這位中國官員觀看了這個學院的“圖書館”。年，蒙塔尼亞（J.Montanha，—）神父《澳門主教區歷史資料》亦稱，澳門聖保祿學院有“一個專業圖書館”。這就是說，16世紀末期，在中國最南端的澳門半島上就已經建起了中國境內第一座完全西式的典藏歐洲書籍的專業圖書館。
澳門耶穌會士為建設這座圖書館做出了很多努力，年10月9日，范禮安神父的信稱：“最初的書籍是根據總會議中各個會長的命令而製作完成的命令、指令和禮法文書。”年，日本主教塞爾凱拉（L.D.Cerqueira，—）稱：“我曾將幾卷凱撒·巴羅尼厄斯（CaesarBaronius）的著作《基督教會編年史》捐贈給了澳門聖保祿學院。”年3月14日，巴範濟（F.Pasio，—）神父的信稱：“耶穌會一名教區神父將他擁有的書庫贈予了聖保祿學院。”年3月1日，駱入祿（J.Rodrigues，—）神父的信又稱：“我請求總會長能夠為了我們的需求，命令駐紮在里斯本各區的會長送給我們這些書籍。”據高瀬泓一郎公佈的日本耶穌會省檔案稱：
省會長神父命令，從日本運送而來的文獻材料由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AntónioFernandes）神父負責管理。如今則由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ManuelRodrigues）照看這些書籍。大概三年前，我將許多書籍裝成兩大箱運回了日本。因為澳門當地氣候濕潤，書籍多有損毀，且遭蟲噬，以火袪除外別無他法，可想而知，日本將因此而遭受巨大損失。省會長神父卡瓦略（Carvalho）將從日本運送至澳門的幾箱書籍，放置在自己的房間。而且原先已經存放在澳門聖保祿學院中的來自日本的其他書籍，也有一部分被保存在管區長的房間。年，從印度送來的書籍，除聖務日課書和日記之外，全部轉交給了曼努埃爾·羅德里格斯神父。
可以反映，聖保祿學院圖書館建成後，先是由費爾南德斯神父管理，而到年時，轉由羅德里格斯神父管理。而且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澳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主要是來自於日本耶穌會教省的藏書。
關於這一時期澳門聖保祿學院藏書的情況，主要收藏在“司庫書庫”“書記處”“檔案館”“耶穌會住院藥房”“私人藏書室”。其中，年的目錄是屬於日本教省司庫的藏書，高華士稱之為“司庫書庫”，共有43種，冊。所謂“司庫書庫”，就是日本教省司庫收藏保管的圖書。從43種書目看，除了少數幾種語言類的辭典外，全部為天主教宗教內容的書籍。
除此以外，當時的耶穌會中國副省的“書記處”（secretaria）也保存了一個書目，裏面除了各種信件外，還有各種“特許狀”（alvará）、“教宗簡函”（brevia）、“詔書”（bullae）、“目錄”（cathalogi）、“法令”（decreta）、“訓令”（Instruc??os）和“抄本”（tresladas），涵蓋—年。除了這些書籍外，還有很多檔案，當時的拉丁史料稱為“澳門檔案”（ArchivumMacaense），後來就大多稱作“日本檔案”（ArchivodelJapon）。該處積累的資料在17世紀40年代中葉由蒙塔尼亞和阿爾瓦雷斯（Jo?oAlvares）謄抄，抄本轉移到里斯本，成為《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itasnaAisa）檔案的核心部分。在17世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還藏有很多手稿和圖書手抄本。0年，在北京東堂生活的湯瑪斯（A.Thomas）提到，一份《湯若望傳》的手稿藏於澳門耶穌會學院。年，若奧·德·拉熱（Jo?odeLage）將一批在葡萄牙購買的圖書贈送給了聖保祿學院圖書館。
據高華士考證，北堂的藏書中有十二本來自澳門，其中只有一本與澳門圖書館有關，其他則關涉聖保祿學院、新學院或聖若瑟修院。在這十二本書中，有一部分是“室內藏書”（院長或副省會長的藏書），其中五本是年一位葡萄牙耶穌會士拉塞爾達（FranciscoPereiradelaCerda）的遺贈品，而這五本書中有四本是數學書籍，分別是克拉維斯、伽貝（NicolaCabei）、梅提斯（A.Metius,—）、奧特雷德（W.Oughtred,—），而這些書成為了澳門聖保祿學院圖書館擁有數學藏書的見證，同樣也體現了當地存在著某種“數學藏書文化”。
澳門聖保祿藥房也有一批藏書，其中還有一批從歐洲帶進的西方醫學書籍。例如，年，魯日滿（F.D.Rougemont，—）在這裏看到了年在布林戈斯（Burgos）出版的Cristóv?odaCosta,TratadodeLasdrogasymedicinadeLasIndiasOrientales這部書，他還曾引用過該書中針對腎結石的療法和藥物。潘國光（F.Brancati,—）年在澳門時在藥房還看過塞凱拉（GasparCardosodeSequeira）TesourodePrudentes的抄本，此書為一藥房百科全書，主要是介紹葡萄牙本土流行的藥物。潘國光還說：“我知道，這本書在澳門神父那裏也藏有，曾得到廣泛的使用。”還有一位澳門土生葡人、耶穌會士龍安國（AntóniodeBarros），他於年將《醫方考》一書譯為葡萄牙文。《醫方考》是明代中醫最流行的典籍，由徽州歙縣人吳昆（－）著，大約刊行在明萬曆年間。這份譯稿共頁，介紹了種中草藥及其功用，另外還附有9頁，其中3頁寫有化學符號和不能服用的藥物說明。據手稿提示，龍安國神父可能是為了澳門聖保祿學院使用而把這部中醫名著譯成葡文的。這位18世紀的澳門人將一部中國著名醫典翻譯成葡萄牙文，不僅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中流傳，更重要的是當時聖保祿學院的傳教士利用這部中醫名著介紹的中醫藥，結合他們的西方醫藥知識研製出了許多新的藥方，稱之為聖保祿學院藥房秘方。那些藥方新奇有效，是耶穌會士利用自己所到之處學到的醫學知識研究的結果。
17世紀初，曾在聖保祿學院停留過的耶穌會士鄧玉函使用過該圖書館，但他認為該圖書館的藏書是貧乏的，他想找到比較先進的科學書籍，如數學、醫學、植物學方面的，但沒有找到這樣的書。值得注意的是，到17世紀後期，—年在澳門的日本省會會長方濟各（F.X.Filippucci，—），他的一份在澳門完成的手稿中引用了大量的西方書籍，準確地提到了很多篇章，而這些引用的書很可能就是聖保祿學院所藏的圖書。就是上述這些圖書，共同構建了聖保祿學院圖書館的館藏。據高華士統計，圖書館的藏書共計約冊。由於館藏書籍的長期使用，特別是聖保祿學院教授講課的利用，對書籍損害相當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門的聖保祿學院除了建有圖書館這一藏書機構之外，還短暫地存在過一處印刷機構。年，耶穌會士范禮安從歐洲攜帶了一台西式活字印刷機駛往日本，其間在澳門滯留一年有餘。—年間，該印刷機送往日本，輾轉多地，後隨著日本對耶穌會士的迫害，這台印刷機再次被運回澳門，直至年最終被賣至馬尼拉的奧斯定會。該印刷機在澳門停留的大部分時間，都被安置在聖保祿學院，即聖保祿學院印刷所（TipografiaColégiodeS.Paulo）。在這段時期內，聖保祿學院印刷所曾經以西方傳入澳門的西書為底本，印製了幾部書籍，如年重印了尤阿拉·博尼法西奧（IoanneBonifácio）神父于年出版的《天主教孤兒院》（ChristianiPueriInstitvtio，AdolescentiaequePerfvgium）。在該印刷機運往日本之前，范禮安神父還曾命令孟三德（D.D.Sande，—）神父將他在航途中用西班牙文編纂的《天正遣歐使節記》（DeMissioneLegatorumLaponensiumadRomanamCuriam）一書書稿譯為教會內部通用的標準拉丁文，並在澳門印刷出版。這台西式印刷機往返於澳門、日本兩地，總共印刷書籍之數量現已難確定。日本學者羅雷思（JoannesLaures）認為，現存書籍達30本，另外僅知書名但已佚失的有25本，凡55本。其中30本於澳門印刷，其餘皆在日本。
除了耶穌會聖保祿修院圖書館之外，澳門還有很多私人圖書館亦藏有歐洲圖書。據利瑪竇稱，年，中國官員對澳門聖保祿學院進行檢查時：“這位官員看到我們圖書館裏、神父們房間裏的大量書籍和學校裏的很多學生，這些都充分證明了我們的身份。”這裏的“神父們房間裏的大量書籍”，就是澳門最早的私人藏書。根據耶穌會檔案，華倫他（D.D.C.Valente，?—）主教于年來到澳門時，曾帶來了一批圖書，據高華士介紹，一共有個條目，組建了一個小的私人圖書館。雖然大部分書籍是他年4月離開里斯本時帶來的，其中仍有許多書是在他離開故國後才出版的，最晚的書出版於年，這就說明主教年到達澳門後仍在中國繼續收集圖書。這批圖書大多是跟主教職務相關的書籍，但書目中也有植物學方面的書籍，如《中世紀的鐵力木》（MedievalMesua）以及必須收藏的克拉維斯的數學書籍。這批私人藏書在華倫他主教逝世前很少對外公開，但之後這些書被送至北京北堂。
16—17世紀，是歐洲書籍傳入澳門的高峰期；17世紀以後，由於日本和中國等地的禁教，耶穌會士東來者日益減少，故攜帶進澳門的歐洲書籍亦日漸式微。即使已經進入澳門的歐洲書籍，由於時間和保管的問題，多數遭到損毀。年，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Gaubil，—）曾經提到，聖保祿學院的圖書館藏書遭到了嚴重的蟲害，並稱：“藏書幾乎毀掉了一半。”為了防備歐洲對耶穌會的鎮壓，為了安全地保存聖保祿學院的圖書，年，聖保祿學院將館藏的最為珍貴的檔案、文獻和手抄本裝為四箱，運往馬尼拉，後轉運到馬德里。現今這批圖書館的手抄本藏于里斯本的阿儒達圖書館。年，解散耶穌會的命令傳到澳門後，學院圖書館及建築被公開出售。據當時目擊者華人黃之漢（PhilipHuang）在給主教尼可洛·博基亞（NicoloBorgia）的信中稱：
9月24日這一天，就為了一小塊麵包，他們把壯觀的圖書館中那些裝幀尤為漂亮的圖書整個地賣掉了。……花費如此多時間、如此多精力才積累的如此多的寶貴書籍，連同那輝煌壯麗的建築，那些優雅神聖的教堂，通通在眨眼間被賣掉了，化為烏有……塵世浮華啊！
剩下的圖書大部分都散失，有一部分被澳門葡萄牙官員和富裕的市民買下，還有一部分可能流進了後來複辦的聖若瑟修道院，還有一部分可能保存在澳門市政議會。今天澳門民政總署大樓市政廳圖書館收藏了一批17世紀的歐洲書籍，很可能就是當時聖保祿學院的圖書。轉引自《南國學術》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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