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肺结核所形成的瘟疫已经在北非和欧洲十分流行，而最早记载大规模瘟疫发生的，则是多年前的尼罗河岸边的埃伯斯纸草书，里面对一场可怕的瘟疫有着十分详尽的细节描述。因此，我们就瘟疫起源惟一可说的就是:瘟疫，就是病菌在与人类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灾难。

瘟疫屠杀人类的数目是惊人的，它超过了其他一切灾难的总和。在中世纪以前，这些数目是无法确知的，但仅在年黑死病消退时，已有大约万欧洲人死亡，1/4到1/3的人被消灭。据估计，这一时期伦敦原有的6万居民损失了人，而在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有5人幸存。

最可怕的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在中世纪黑死病时期的巴黎，每天有人死去，维也纳是人，而法兰西的吉弗里每天死亡人。在欧洲的主要大城市中，惟有米兰幸免于难。在南地中海和黎凡特，死亡人数相近:编年史家报告说，年至年间埃及和叙利亚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直到20世纪中叶，埃及的灾难仍在循环发生。往东，它蹂躏了中国，仅在-年一年间，就毁掉了中国几百万的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霍乱、天花等瘟疫都留下了惊人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人类文明史上所有死于瘟疫的人口至少占到总人口的20%，而新型的瘟疫——如艾滋病，也在加剧这一数目的增长。

除了将瘟疫归咎于人的罪行外，鞭答者们还鼓励他们的基督徒去寻找更为明显的罪人:犹太人。他们被指控在井水中投毒，因而人们一有机会便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在历史上，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到处发生，这个过程通常由疯狂的牧师开始，例如，巴塞尔市民就曾经投票决定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捣毁他们的家，将他们放逐年。在德国美因茨，1.2万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1.6万名犹太人被谋杀，这种有组织的杀戮，到了年纳粹征服欧洲后又再次出现。

上帝以凡人所不可理解的神秘方式运行，但基督徒至少能感觉到痛苦。一方面，这是对罪的惩罚，另一方面，是一种祝福的解脱。迎太基主教西普里安在公元年摧毁他的城市的一场瘟疫后写道:“这种必死性对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的敌人是一种灾难;对于上帝的仆人它是有益的分离……正直者被唤去更新，邪恶者被带去受苦;更快地给予诚信者以护佑;惩罚加诸不信者。”

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瘟疫中的人们，这种简单的信念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14世纪“大死亡”最终结束时，欧洲社会没有崩溃到无政府状态。

雅典城在瘟疫横行的高峰时期，失去了宗教和道德的控制力量，陷入了历史上罕见的纵欲和享乐之中，一方面是不断倒下的尸体，一方面是肉体的疯狂，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末日景观。

伯罗奔尼撒人到达阿提卡还没几天—一场大瘟疫就侵袭了希腊。瘟疫可能源自埃塞俄比亚，并经过埃及、利比亚和波斯，以可怕的速度传播到希腊。第一例疫情在比里亚斯被发现，之后，瘟疫像野火般蔓延到拥挤过度的雅典。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修西得底斯记下一份流传数世纪的医学报告，以悲惨的笔调记述了这场瘟疫:

“健康的人们突然感到头部灼痛;眼睛变红，好像着了火;嘴里有从喉部和舌头上流出来的污血，呼吸也开始急促。接下来的症状就是无休止的喷嚏，并且声音变得嘶哑。不久，胸部开始剧痛，还伴有咳嗽。然后，胃也开始绞疼，并呕吐胆汁——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多数情况下，是干呕和可怕的痉挛……体表不是很烫，也没有任何苍白:事实是，皮肤相当地红，并长出恶臭的脓疽和溃疡，像烫伤一样的灼痛。人们甚至不能忍受最轻微的衣物摩擦，而只能赤裸着身体。很多人不顾一切地跳进冰冷的水里，然而无论多少水也无法减轻瘟疫病人的燥热。”

瘟疫的初期症状是令人狂躁的失眠，以及“无法平静下来的绝望，这只是病发的第一周”，修西得底斯报告道，“一些强壮的人即使握到第七、第八天，也会因发烧而死去。”而那些握过第八天的人，则因过度溃疡和痢疾导致的虚弱而死。

那些活下来的人一般会获得对瘟疫的免疫力，但许多人也变得恐惧不堪。瘟疫“感染了人们的生殖器官、手指和脚趾，人们即使能活下来也无法再运用这些器官了”。有的幸存者瞎了;有的则变得健忘，“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也不能认出自己的朋友”。

没有什么药物有效。“一些治疗对某些人有益，对另一些人却有害。体质好的人也并不比弱的人更有抵抗力。瘟疫对所有人都一样，哪怕是那些生活条件和饮食优良的人。”医生们努力照看患病的人(“人们像羔羊一样”修西得底斯说)，但人们都害怕接近瘟疫患者，住在整栋房子里的很多人因为缺少照看而无声地腐烂。

尽管有修西得底斯详尽的描述，现代科学家们仍无法识别雅典瘟疫究竟是哪一种病。

一半以上的居民和1/4城邦军队死去，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有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雅典的社会结构崩溃了。没有哪个罪犯希望活到受处罚的那一天，同时一并流行的还有盗窃、谋杀和抢劫。从任何意义上讲，雅典人的道德已经彻底败坏。当雅典之王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年第二次瘟疫高峰时死在海边时，随之灭亡的还有拥有名士兵的雅典舰队。在以后的数年中，雅典人的最高权力机构始终没有恢复。与斯巴达的战争本应短期结束但却拖延了30年，这使他们的国力迅速衰竭，最后以失败告终，雅典的政治势力也萎缩了，其黄金时代成了历史印迹。

在希腊，它只毁灭了雅典和“居民最多的其他城镇”，5年后灾难完全消失了。

公元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朱斯蒂尼在位15周年之际，一场大瘟疫袭击了这个拜占庭帝国的中枢—君士坦丁堡。从春天到夏季，这场令人毛骨惊然的灾难持续了整整4个月，大量人口的丧生使得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停滞状态;在疫情高峰期，每天的死亡人数达到多人，就连59岁的皇帝也不幸染疾。

不过，这种瘟疫在公元年时曾在埃及一个海港城市出现过，并随即蔓延到亚历山大(埃及北部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端的地中海沿岸。于公元前年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并向北延伸至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普罗科匹厄斯(朱斯蒂尼一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写了关于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战争史书、著作和秘史，以攻击朱斯蒂尼)说:“这场灾难蔓延到整个世界，全人类面临着灭顶之灾。”

我们对这场瘟疫的了解大多来自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当瘟疫爆发时，他正在君士坦丁堡。他详细记录了瘟疫的进程和人们所遭受的巨大苦痛:

染疾者在最初通常会出现突然的高烧(有的人是在睡觉时出现，有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发烧)，并感到极度的乏力，但没人觉得这会是死亡的征兆。然而，患者很快便会在腹部下面、腋窝、股间和耳朵周围出现肿胀。通常在这个时候，病痛会稍微缓和一些，但仍然没人可以预见其结果，有些患者突然就一命呜呼了，但还有一些患者则必须经受更长久的折磨。“有些人陷入了严重的昏迷状态，有些人出现了严重的澹妄症。昏迷状态中的病人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看上去好像是在沉睡;而澹妄症患者往往会失眠，并陷入狂乱的幻觉中——他们总感到好像有人冲过来袭击自己，并因此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呼叫。”这种时候，巫师们的驱邪术也无济于事了。

最悲惨的是那些神智清醒的患者，他们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随着肿瘤的恶化而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病痛直至死亡。在有些病例中，患者病处流脓并似乎有好转的迹象;而在另一些病例中，患者的肿胀消失了但没有活下来。在生还者中，有一些完全康复了，另一些则出现了语言功能障碍。

这场瘟疫给了古罗马帝国一次致命的打击。8月将近，疫情在发尽淫威后也似乎开始衰竭，并在冬天来临时结束了它的侵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被完全征服。当14世纪瘟疫卷上重来时，它又造成了一次巨大的恐慌，并得到了一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名称:黑死病。

最广为人知也最为悲惨的黑死病(即鼠疫)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它是由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生物武器”引发的。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了黑海港口城市克法(今费奥多西亚，属鸟克兰)，用投石机把患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内，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城里的热那亚居民逃离了此城，黑死病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随后导致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在这之后的多年间，黑死病在欧洲仍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逐步平息。病因的不明，更加重了黑死病的神秘、恐怖色彩。许多无辜者被指控为传播黑死病的人而被恐慌的民众处死。

乔瓦尼·薄伽丘是佛罗伦萨瘟疫的见证人之一，他在后来那本著名的《十日谈》中记录了许多有关的故事。人们猜测，这些故事都是当年瘟疫泛滥时躲避在山间别墅里的那些年轻贵族后来讲述的。“一开始，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腹股沟和腋窝会出现某种肿块;它们会长到差不多像一个苹果或者鸡蛋那么大，通常被称作瘤;这些瘤将在极短的时间内从上面提到的两处向全身扩展;之后症状就开始发生变化，手臂上以及其他部位会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的斑纹，有时是一大块一大块，有时又是一小点一小点。这些斑纹是死亡的某种征兆，就像最初出现的现在仍然存在的瘤一样。”这是他报告的发病全过程。

瘟疫在佛罗伦萨肆虐了4个月，留下了多具尸体。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样的恶梦仍在整个欧洲不断地重演。

年，在英格兰奥斯沃的圣·玛丽娅教堂的围墙内，有人拟定了一份报告。正是这份报告，使这一年变成“悲惨的、恐怖的、毁灭性的一年”。这份报告对瘟疫年代做了痛苦的总结记录:大约有万条性命，也就是欧洲总人口的1/3，被瘟疫残酷地夺走。

农民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根基，但他们已在瘟疫中大批死亡，这就使得已经在走下城路的封建社会更加虚弱。幸存者们发现，他们的雇工提出了闻所未闻的高待遇要求。不过在许多地方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这是由于那些失去了整个家族的幸存者，一夜之间继承了所有的财富，成为了阔佬，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

盖阿斯没有从此前的医学史上发现过关于这种出汗病的记载。年，玫瑰战争结束后，由亨利·都铎统帅的自波士华兹凯旋的军队似乎是引发这场瘟疫的根源。染疾的士兵们随即将瘟疫带到了伦敦。在3个礼拜的时间内，有两名市长、四名郡长、众多贵族和大量的平民丧生。

此次瘟疫最显著的特征是，它通常在悄然无声中发作。患者往往在夜晚或凌晨时突然感到全身异常寒冷，并出现严重的颤栗，随后出现头痛、背痛、干渴、厌食、呼吸困难和高烧等症状。病情的发作往往在短短数小时内达到顶峰，随后患者要么突然恢复正常，要么陷入致命的昏迷。

这种疫病还有一个十分离奇的特征:它似乎偏向于在英国发生。虽然海峡两岸曾散播和复发过多种其他疾病，但这种出汗病却几乎只在英国人身上发生过。仅有一次例外:在年瘟疫爆发期间，这种病在英伦登陆后，于翌年扩散到了德国，并随后蔓延到欧洲的中北部。

早在5月4日，国王就无可奈何地下令隔离染病者及其房屋。6月19日，伦敦市市长又恢复了年的《瘟疫法》。这意味着，那些被怀疑染疫的家庭将迎来一个官方的“调查者”。这通常是一个穷疯了的老婆子，为了一笔少得可怜的佣金，跑去收拾残局。她负责检查病情、观察病症及确定病因，目的就是找出染疫者。如果发现有坚硬的肿块或紫色的斑纹之类的与疫病病症十分相似的患者，那么他的房屋将被挂上红十字架，全家人都将被锁在屋内，直到他们康复或者死亡(通常是后者)。命运更加悲惨的是那些被医院之中的患者，他们被分组隔离，阴森的灰墙阻断了他们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望着那一张张被痛苦和死亡扭曲的陌生面孔，意识到自己离死不远了。

老鼠和跳蚤在把病菌传播到人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19世纪还没有被完全弄清。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基本的知识，17世纪的伦敦人在瘟疫面前束手无策，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隔靴搔痒。狗和猫充当了替死鬼，它们被拖到街上，大批宰杀。人们认定了它们是病菌的传播者。而老鼠，这个真正的刽子手，却逍遥法外。

中世纪的普遍做法是: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将城市分成若干区，各区由一名区长负责。每条街道由一名里长负责，严密监视该街事务;如果他离开该街，将被处死。在规定的那天，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违者处死。里长本人从外面挨家挨户地锁门;他带走钥匙，交给区长;区长保管钥匙直到隔离期结束。每个家庭应备好口粮。但是沿街也设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时又不与发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发生联系。肉、鱼和草药将用滑轮和篮子送进各家。如果人们必须离开住所，那就要实行轮流的办法，避免相遇。只有区长、里长和卫兵可以在街上走动，另外还有在被传染者的房子和尸体之间活动的“鸟鸦”—后者是些人们不管其死活的人。这些“穷人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许多其他的下贱工作”。这是一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动，就要冒生命危险，或者受到传染或者受到惩罚。

区长巡视所负责的地区，了解里长是否履行了职责、居民是否有不满之处。他们应“监视他们(居民)的行动”。每天，里长也深入所负责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让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对院子方向的居民应分得一个面向街道的窗户，只有在他们可以露面时使用)。他呼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每个人的状况——“因有死刑的威胁，居民会被迫说出真实情况”。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长应该追问原因，“这样，他会很容易发现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隐藏起来”。每一个锁在这种笼子中的人，每一个在各自窗口处的人，都要在回答点名和在追问时露面——这是对生者和死者的大检查。

在隔离五六天后，开始对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离开。在每间屋子里，“家具和财物”都堆到高处或悬在空中。房间四周撒上香料。在用蜡把门窗乃至锁孔封好后，点燃香料。

人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来治愈或缓和令人丧胆的症状:通便剂和催吐剂，放血，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一般来说有些努力在控制疾病传播上有基本的作用。

年2月2日，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感到脑子里非常不舒服，不久便不会说话并发生惊厥”。他的医生们为他放出16盎司的血，之后马上让他服催吐剂，接着是“排体液”的丸剂，再用灌肠来“补充”回去，然后给国王剃光头施用起疽剂。第二天，国王又被抽去10盎司血。2月4日，国王服下40滴混在一盎司半糖水里的人脑精。两天后，每小时服2吩从一个波斯山羊胃中取出的胃石，但中午时国王还是死去了，享年53岁。

这样的“治疗”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人们相信葛芭能降低性欲，而吃无花果会“驱使男人发生性行为”。

费尔南·柯特斯带领多名探险者于年登上了墨西哥，在随后的3年内，据保守估计，大约有万至万人死于这种由西班牙人传入的瘟疫。

天花的病症是:剧痛，高烧，明显地出现皮疹，其传染性往往是致命的，特别是传到那些从未有过天花的地区，则更加厉害。年，天花已从西班牙传至美洲大陆，在海地加勒比海岛的印第安人中流行。第二次流行则是在年的海地岛，这次可能是由非洲奴隶传播的。至年5月，天花已经使这个岛上的人口减少了1/3，并随后传到了波多黎各和古巴，此时，正值纳瓦兹从古巴启程之际。据说，至少有一名纳瓦兹的人—一个叫作巴圭亚的非洲奴隶—在到达墨西哥时确有天花，作为柯特斯的增援部队，自然也将天花带到了泰勒兹南。

在天花的肆虐下，几个原先有数百万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减少到只剩数千人或完全灭绝。在与殖民者接触之前，美洲原住居民大约有2千万至3千万人口，而到16世纪末，只剩下万人。

从天花开始，几乎在50年间，瘟疫铲除了阿兹特克人(从年约2万人减少到年的约万人)，之后向南进发，在美洲中部毁灭了玛雅和印加文明，又在16世纪20年代末期毁灭了秘鲁;然后是年至年的麻疹，接着是年的另一种欧洲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年至年，流感蹂踊整个美洲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些旧世界来的瘟疫毫无抵抗力。年，一种仍未验明的瘟疫在秘鲁爆发，这种瘟疫的症状是:开始时伴有肾痛和头痛，不久便出现澹妄，而在病变恶化后，肌肉都能从身上掉下来，以至于面部皮肤、鼻子和嘴唇可能会剥落，露出白森森的骨头。此种瘟疫令人毛骨惊然的痛苦，最终蔓延到了智利，在那里屠杀了3/4的居民。

像在拉丁美洲一样，从16世纪开始，天花和麻疹一轮接一轮地袭击北美大陆，从未停顿过20年或30年。美洲印第安人的村、镇或部落被一个个地消灭。在年到1年间，瘟疫使密西西比河谷的印第安村镇减少了80%，由此结束了上墩建筑者的文明。到了年，天花杀死了一半的休伦人。年，幸存者们又与好战的易洛魁人进行了战斗，最终几乎因瘟疫而完全覆灭。年，天花杀死了查尔斯顿地区一半的切诺基人。在19世纪初，它毁灭了2/3的奥马哈人。年，它又毁灭了几乎全部的曼丹人。

大约在17世纪中期，紧随西班牙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之后，非洲奴隶们把疟疾和黄热病带到了美洲。欧洲人甚至比美洲印第安人还容易感染疟疾和黄热病。清教传教士科顿·马瑟描述年在麻省波士顿爆发的一场黄热病，“最为恼人的高烧……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夺走了我的邻居，症状非常可怕，皮肤发黄、呕吐、七窍流血，然后死去(顺便提一句，马瑟是年最早提倡接种疫苗以对付天花的人之一）。”

与天花相反，黄热病则是上著居民刺向白人殖民者的致命武器。

黄热病也叫黑呕病。开始的症状是寒颤和发烧，患者感到浑身虚弱、背痛、头痛、四肢酸痛，这些症状逐渐加重，最严重时会发生呕吐—呕吐物因胃出血而发黑，再经过两三天后，发烧、寒颤和疼痛逐渐消退。对于那些较为幸运的患者——大约占70%——疾病就此结束，并且幸存者从此终生免疫。对于另外的人，他们在发烧和吐黑水再次发作之前只有两三天的轻松，之后，鼻子和牙床开始渗血，当肝脏发生功能障碍时患者肤色会像得黄疽病一样发黄。他们精神失常，经常剧烈挣扎着要离开床铺—有少数人甚至在这最后的阶段也康复了，但大多数患者会坠入昏迷，直到惊厥和死亡结束痛苦。

像大多数瘟疫一样，黄热病对人类历史也有过直接的影响。年，法国皇帝波拿巴·拿破仑派遣一支3.3万人的军队，横渡大西洋去镇压海地起义，但这支军队在登陆后的短短数月中，便有90%的士兵死于黄热病;起义者们用武力击败了剩余的法军。拿破仑只好放弃了在新大陆进一步扩张的念头，并于同一年将广裹的路易斯安娜属地卖给了美国。

年，科学家发现了黄热病毒的动物携带者:它们是卷尾猴和称猴，于是，人们可以开始不使用人体试验来寻找疫苗了。大约在同一时间，医学家们认识到黄热病属于热带非洲的传染病，它也定居在那里的猴子身上。所以，远离发源地的加勒比海黄热病，极有可能是由奴隶船只带到西印度群岛的。年，在哈佛工作的南美微生物学家马克斯·泰勒培育出了病毒的一种突变体，它只对人类产生温和的症状反应，在被作为疫苗使用后，完全可以起到对黄热病的免疫作用。

疫苗的发明对那些可以支付得起费用的人是某种安慰，但是，随着对病毒的深入了解，根除黄热病的念头再一次崩溃。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种类的蚊子也开始携带此种病毒。年，它又一次袭击了巴拿马，并在中美洲蔓延。10年后，在以前净化过的南美各地，这种瘟疫又开始出现。

年，霍乱首次在恒河三角洲流域现身，并在加尔各答集中爆发。此时的加尔各答已是个热闹非凡而又污染不堪的城市。霍乱杀死了0名驻扎在那里的英军，然后从这个外交、军事和贸易中心向四方扩散。6年后，第一次瘟疫平息了下去，但它已到达了亚洲、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年发生了第二次瘟疫，它向西北方向蔓延，穿过阿富汗，于年袭击了莫斯科，致使那里一半的感染者死去。

霍乱对欧洲来说，可能是陌生的，但它绝不是个新的瘟疫。早在公元4世纪，已有霍乱在西藏和印度次大陆出现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状况与威廉·斯宝特的发病症状完全相符。这种“大病”一直仅限于在亚洲发作，直到致命的年，病情才开始向全球辐射，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霍乱已经传至中国、日本和阿拉伯半岛，并延伸到波斯、叙利亚，最终向北传到欧洲的门户——里海，而传到欧洲时，正值年的隆冬。

到了年，霍乱又开始活跃起来，它沿着贸易和朝圣的路径不断地向四周辐射，一直逼向人口最密集的欧洲中心。国际医学委员会开始忧心忡忡:它会传染吗?它是怎样传播的?但这种瘟疫显然有违于平常的传染途径。一些看上去远离瘟疫的人往往也会被突然感染，而那些真正接触这些病的人却往往很少得病。这种病是不是在空气中传播呢?或者是跟气候与湿度有关呢?

瘟疫在东欧被抑制住，而后于年再次爆发。8月末，在伦敦的苏荷区，瘟疫空前肆虐，在那个小小教区中两周内便死了人，然后便停止了。这要归功于一名当时以麻醉术而闻名的医生约翰·斯诺——人们称他为“雪医生”，他劝说教区行政长官拆除了瘟疫中心的布罗德大街上的民用水泵。因医学知识而深得人心的斯诺驳斥了瘟疫起源于土壤中一种有毒“瘴气”的说法。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是水中的某种生物。之后，人们在水泵周围建立了一条严格的隔离线，这样，瘟疫就无法在这个范围之外活动，除非有家庭主妇偶然去布罗德大街取水，从而把瘟疫带出这个区域。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在隔离线之外，凡有自给水源供应的住户和工厂都逃过了劫难。

霍乱一开始的感觉是全身虚弱、盗汗和胃部颤动，随后是惊人的腹泻。腹泻持续几小时后，大便就变成一种无味的白色液体，出现这种“米汤便”就可以确认是霍乱了。已经痛苦不堪的病人这时渴得要命，恶心与呕吐又使饮水变得极为困难。脱水带来了痉挛和四肢的剧痛，当身体排干了它的体液时，体重迅速下降，皮肤开始松弛地堆叠、起皱(在斯诺的时代，试图给病人放血的医生们发现，由于剧烈的脱水，病人的血变得又稠又黑)，肤色开始变蓝，最后几乎暗成了黑色。这之后便是昏迷和死亡。整个可怕的过程也许持续不超过24小时。

霍乱在年再次回到了英国，年又整整肆虐了一年，夺去了约13万人的生命。

年，霍乱又在埃及发作了，然后是印度。德国的生物学家罗伯特·考克最终分离和发现了引起霍乱的病毒，这是一种逗号形状的细菌。对考克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个人胜利，他早已因分离出炭疽与肺结核病毒而闻名于世。

考克写道:“霍乱并非自发产生，患者是由于吞服了弧杆病菌才被感染的，这种病菌正如斯诺所发现的，并不能通过呼吸进行传播。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接触真正的霍乱患者的人往往安然无恙，而那些用清洗的治疗方法往往却是最坏的。典型的霍乱症状是嘴唇变蓝、皮肤发干、痉挛，这些都是发病时肌体快速脱水的表现。”

疟疾的典型症状是发烧和无任何不适感的两个阶段的反复循环。疾病开始的标志是头痛，一般的小病，如疲乏、作呕、肌肉痛、轻度腹泻和体温稍有增加等等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些非常模糊的症状经常会被误认为是流感或胃肠感染。但是疟疾最严重的时候，就会产生急邃的高烧，然后发展成澹妄、意识逐步丧失和惊厥，随后是持续昏迷直至死亡。

人们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以阻止流感传播。人群被疏散。很多城市的戏院、学院、沙龙，甚至教堂都关闭了。在公共场合吐痰要罚款。纽约对那些不带手帕就咳嗽、打喷嚏的人施以监禁和重罚。

年后，许多美国人从死亡中变得冷酷起来—虽然年长的人们已在有生之年经受过了黄热病、伤寒、斑疹的折磨，尽管没有出现公众恐慌，但当流感暴露出狰狞的面目时，任何个体都感到恐惧。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救护车司机常常发现病人被遗弃在房子里，因为家人们打完求救电话就仓皇离去。

人们吵吵嚷嚷着千奇百怪的防治措施: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吃大蒜、摘除扁桃体或拔牙、吸氯仿气。年10月，军医长鲁伯特·布露感到急需发布一项正式通告，他说，“要警告公众，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药物可以治愈流感。”

世界上最易受感染的当数南太平洋的上著人了。在以往的流感疫情中，人们未受过任何感染，因此从不具有免疫力。美国军舰把病毒带到关岛时，关岛4.5%的人口死亡，塔希提岛则超过10%。西萨摩亚在流感中死亡人数最多。年11月7日，一艘携带流感病毒的新西兰船只驶入西萨摩亚的阿皮亚港，当年末就有7个西萨摩亚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

年年末，病魔流感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十分猖撅。即便此时，它仍未满足，年3月，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又有近人死于流感。那年春季，德国的死亡率更高。至年，流感第三次来临，夺去10万美国人的生命。

流感还来到年的凡尔赛和会，传染了3位重要的与会者—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蒙梭。鲜为人知的是，或许正是威尔逊总统身体不适，才使他在此关键时刻疏忽了和平进程。

年，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葡萄球菌被培养皿上的一块霉菌所摧毁—这次偶然事件导致了20年后有奇迹般功效的抗生素类药物的发展以及医疗业的一场革命。

年初期，那场革命正在蓬勃兴起，最原始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事实上能百分之百阻止葡萄球菌感染。仅仅30年后，盘尼西林的有效率已降低到小于10%。细菌已变异成“超级病毒”，能抗住除了极少数几种昂贵的新型抗生素之外的所有同类药物。它已从当初抗生素可以一举击破的虚弱有机体变成了坚韧、有弹性、高效率的无情杀手。

盘尼西林也用于对付另一种常见细菌—链球菌，它能引起腥红热、脓疽病、风湿和一大堆其他疾病。有的，如腥红热，既普遍又可致命。20世纪40年代，4天一疗程、每天1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就足以对付最严重的链球菌感染，到了年初期，实际上在欧洲和美洲已见不到腥红热的踪影。但在年，治疗链球菌感染得需要每天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并且仍然保证不了细菌已全部被杀死。

大多数细菌对地球生命的存在至关重要。例如，“腐生”细菌使世界保持干净和翠绿。它们消耗腐烂的绿色植物和动物尸体，在此过程中把植物必不可少的氮释放进上壤。表皮葡萄球菌生活在人的皮肤表面——每平方厘米便有15万个左右，它们把每一个小缝隙都塞得满满的，使其他有害菌无处存活。绿灰链球菌生活在我们的口腔中，全凭数量来阻止带来感染的入侵者。相对而言，有害菌的种类很少，但是，少数细菌导致的破坏却是惊人的，既在于它们所引起的症状，也在于因之而死的人数。

微耳和是19世纪医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建立的细胞病理学原理标志着科学医疗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他是病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取代了古典的体液病理学体系，推翻该体系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他认为一切疾病来自细胞，应该常常在细胞内寻找瘟疫的迹象，表面上的疾病表现有可能干扰发现真正的病源，细胞对于疾病因素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瘟疫的实体一定在有机体被改变了的那一部分，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改变了的细胞和细胞群，所有病变了的有机体都寄生于其他健康部分并消耗这些部分，使健康部分最终也发生病变。

微耳和的划时代著作《生理和病理的细胞》中全面阐述了细胞病理学说，为人类发现病毒指引了方向。他的学说是建立在显微镜观察病变过程中细胞的变化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承认正常生命取决于机体细胞的正常机能，那么细胞形态的改变以及相应的功能变化就会导致疾病。他极力反对玄学医疗，为医学扫除迷信开辟了道路。

与细菌的科学战役开始于年，那时，路易斯·巴斯德认识到他称之为“病毒”的微生物是传染病的病因。在那之前，机敏的医生们便已认识到清洁状况与疾病有某种关联。

年，埃尔利希发明了非那明，他称之为洒尔佛散——最初治疗梅毒的特效药。洒尔佛散是以砷化物为基础的化合物—一种剧毒元素，好比许多谋杀者用的砒霜——虽然它能治愈梅毒，但副作用也十分可怕。

年，另一位德国化学家吉哈德·多玛克，发现了基于硫元素的化合物，它能杀灭引起血中毒的致命链球菌。它对黑死病有效，也挽救了他即将死于败血症的女儿。

使用磺胺制剂的患者经常要忍受肌肉疼痛、幻觉、梦魔、失眠、呕吐、压抑、晕眩或丧失食欲，以及其他令人苦恼的副作用。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人们一直没意识到细菌的存在。灾难和疾病被认为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料的神明的作为，是对有时是个人、有时是整个社会所犯罪行的惩罚。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状况才出现了理解上的伟大突破。巴斯德应邀为侵扰蚕的一种疾病提出治疗方案，因为它对法国丝织业产生了毁灭性威胁。巴斯德用显微镜发现，生病的蚕和它们所食的桑叶都被一种微生物所侵扰。他提议将受感染的蚕和桑树全部销毁，用剩下的桑蚕重新开始。这种彻底的解决方法奏效了，但巴斯德没有停止思考他的发现。他推断所有传染病都是由他称之为“病原体”的微生物所致，它们不为肉眼所见，通过空气、水或直接接触扩散、传播，攻击健康的有机体。巴斯德的洞见被称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他最直接的一项建议，就是医疗器具和绷带应当蒸煮，在入侵者造成损害之前杀灭它们。

诺贝尔奖获得者约什瓦·莱德伯格曾经写道:“对于一种病毒来说，彻底消灭它的宿主是一项以重大牺牲换得的胜利!从病毒这一方来讲，它的理想是实质上的无症状感染，这样宿主很容易忘记对自身的防护，并无限期地培育繁殖病毒的遗传因子。我们的染色体也许携带了成千上万高产的偷渡者。它们和‘正常染色体’之间的边界是十分模糊的;我们祖先的本质和本性不仅仅是亚当和夏娃，而且是大量溜进我们染色体中的看不见的病原体……我们DNA的95%可能是‘自私’的寄生者。”

根据这种历史的眼光，我们了解了中世纪的“黑色死亡”，更近一些的霍乱、黄热病以及美洲的疟病，莱德伯格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种保证使我们在病毒与人类的自然进化竞争中总能获胜的反文化主义者，抗议技术对良性自然做出了安排，我们现在已经用穷凶极恶的现代化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但是人类自身在此行星上的出现是非常晚近的事，自旧石器时代，我们人类站起来便是打破那种假定平衡的主要因素，我们自得地相信自然是无害的;我们自大地断言有办法使自己免除竞争(那所有生物都可避免竞争)……我们主要的领上竞争者除了同类，就当属微生物了:病毒、细菌和寄生虫。它们无休止地威胁我们的生存。”

年的一天，弗莱明把一些葡萄球菌培养皿医院的实验室里，而后他注意到在细菌繁殖的营养基上出现了小块的绿色霉菌，而在它们周围，那些致命的细菌已经消失了。弗莱明好奇地把霉菌分离出来并促使它生长，然后用引起其他疾病的细菌来试验它的效果。它杀死了一些细菌，但并非全部。他将霉菌定名为青霉素，与腐败面包上生长的真菌区别不大，其活跃成分被命名为“盘尼西林”。

二种表面上神奇无比的抗生素是链霉素，年在新泽西大学被分离出来，不久便投入了大批量生产。它的声誉的建立在于它有效治愈了另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结核。像盘尼西林的先驱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一样，链霉素的发明者塞尔曼·瓦克斯曼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从瘟疫刚达到流行程度的年到对其首次采取有效措施的年之间，大约有20万住在维多利亚河沿岸的非洲人死于非命，这个数字大约为这个地区人口总数的2/3。

由一种寄生细菌引起的嗜睡病或称为锥虫病，不同于“美国病”。美国病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脑炎，它也被称之为磕睡病。嗜睡病是一个温柔的杀手，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这种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人的生命，有的长达好几年，患者头痛、疲乏、失眠，情绪明显低落。第二阶段，患者大脑出现紊乱、疼痛，夜间严重失眠，白天睡意十足，哪怕是在吃饭，嘴还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患者也会突然倒下，睡着，然后昏迷，最终死亡。

舌蝇总是与人相伴，但并不是有毒的，除了恼人的叮咬之外，对人没有更大的损害。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引起嗜睡病的寄生虫——锥体虫。它寄生于人体、动物与舌蝇身上，通过舌蝇的唾腺传到被叮咬的对象身上，这也是嗜睡病传播的惟一途径。

德国的马尔堡是荷赫斯特制药公司疫苗生产厂所在地。年8月间，3名工人在飞机上患上了好似流感的病，但这是一年中不易患流感的季节，于是，3名工人医院去做观察。他们入院后的第二天，医生们明显意识到这是某种远比流感要严重的东西在作怪。患者的脾脏肿大有触痛感，眼睛奇怪地充血，并且一直恶心，想呕吐。他们情绪阴沉、暴躁不安。

69岁的劳拉·瓦医院的护士。年1月中旬的一天，她开始感到后背尖锐地疼痛。疼痛持续了1周。劳拉·瓦恩以为自己一定是在工作时不小心扭伤了脊骨。那之后她发展出了一种剧烈的喉痛，痛得无法咽东西。注射了盘尼西林也毫无作用。她开始高烧超过38度，实际上形成了脱水，而她的血液以某种医生们无法理解的方式开始凝结。她的心跳变得漫无规律，说话开始变得语无伦次，身体也开始肿胀呈现出血迹象。1月25日，她被飞机送往乔塞亚，在医院。第二天她突然惊厥而死。

3天后，宾厄姆的夏洛特·肖护士病倒了。她曾用棉纱为劳拉·瓦恩擦嘴。她的手曾被玫瑰的刺扎了一下，在照料她垂死的同事时没有戴手术手套。11天后，夏洛特·肖也离开了人世。

埃博拉热病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年9月扎伊尔北部巴姆巴地区的雅布库村。那里有一所个床位马医院，由17名比利时修女和1名牧师管理，为大约6万名边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这里没有常驻医生，只有4名修女学过护理和接生。有1名扎伊尔女护士和4名扎伊尔男性医药助理帮助她们。

第一个死者是马波罗·洛克拉，传教团的学校教师，他死于9月8日。不明白是什么导致了洛克拉发烧、带血腹泻、呕吐、牙床和鼻眼渗血，修女们匆忙中给他注射了抗生素、氯醛和维他命，并静脉注射电解液治疗他的脱水。在以后的几天中，医院看过病人的一些人也在自己的村庄中死去，他们显示出同样可怕的症状。马波罗·洛克拉的葬礼举行后不久，他的母亲、妻子和岳母也相继病倒，总共有21个家人和朋友死亡。只有3个人幸存下来，包括他的妻子，但她怀的却是死胎。9月12日，修女比塔开始发烧，她是第一个染病的修女。9月19日，也就是1周后，比塔病逝。

在身体内部，心脏自身开始渗血，并将血渗入到它周围的空腔;肝脏肿大、裂开，然后化脓腐烂;肾脏失灵，塞满了死亡细胞的血块。死的、凝结的血细胞比比皆是，包括大脑，供氧被妨碍了，最终导致痴呆和烈性的癫病发作。同时，病毒摧毁剩余血液的凝结能力，以致持续出现无法抑制的大出血。活的和死的血液随同死组织及脱落的黏膜，包括胃、口腔和肠道的黏膜，经过呕吐和腹泻排出体外。崩溃的血管和肠子不再固定在一起，而是像流体一般涌入体腔，虽然它们在体液中漂浮着，但组织自身是脱水的，无法执行其功能，于是病人开始死亡。

事实上，至今仍无法肯定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从苏丹到喀麦隆，人们对捕获的数千种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进行了化验，只有少数一些发现带有抗体。而喀麦隆的卑格米林地人也曾染有病毒，但人们没有发现任何携带病毒的动物。

人类一直在试图接近荒野的边缘，一直在扰乱古老的生态平衡。正如旧乔奎人所做的事情那样，单是这样就足以惊醒那些沉睡的怪物，以致形成马尔堡热病、埃博拉瘟疫令人畏惧的爆发。人们做着人道主义的工作，发明疫苗来拯救生命，但却因之而死。他们或他们的雇佣者闯入古老的丛林，去猎捕猴子来制造那些疫苗。猴子带上病毒真的与捕猎者有关吗?是不是因为猴子即便是暂时迁出它们的世袭领地，也会惊动埃博拉病毒的共生宿主并被其感染?这样的推测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证明。但是做出这样的猜想是值得的。瘟疫的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流行病和瘟疫的反复出现，是因为人类战争、商业冒险或者是十分偶然的活动打破了自然界某些角落里微妙的平衡。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这么开始的。人的双脚、马匹和航船，直至飞机，不断加速瘟疫的传播。以我们现有的医学知识来理解，今天的喷气飞机能使疾病以快上几个数量级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

最早的艾滋病感染是在年被发现的。医生在对一名与非洲人有过接触、年死于英格兰曼彻斯特的海员的冷冻血样测试中，发现有HIV抗体存在。

年初，当艾滋病在维多利亚湖以南出现时，它被冠以“朱莉安娜病”的标签。一些妇女与鸟干达商人进行过易货贸易，用性服务交换有朱莉安娜图案的漂亮布料。数日之后，这些妇女染上严重的腹泻，不久便衰竭而死。第二年，该地区主医院中发生了异常情况。年9月，数十名男医院，他们全都或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丈夫从该城一名酒吧女郎那里染上了朱莉安娜病。直到年初，中央医疗中心才证实当地医生恐惧的正是艾滋病。当地人确信它来自乌干达。

到了年2月，很清楚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艾滋病毒，它很快就被冠以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的名称。

大约就在这些结论发表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非洲猴携带的病毒与HIV非常相像，第二种艾滋病毒确实也在非洲存在。对后者(HIV-2)的DNA分析显示，它非常近似于一种猿身上的病毒;而白脸猿的地理分布也与HIV-2的人群分布非常匹配，但猴子们却不受病毒的侵染，而人类肯定会屈服于HIV-2，虽然它比HIV-1病毒毒性小一些——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它在欧洲和亚洲的致命远游，现在正在中非和北美猖撅。

艾滋病毒是一种没有细胞无法生存的寄生物，可以将它比作没有录音机便无用武之地的录音带。病毒是生物性的物质，但不是完整的生命，它必须攻击细胞才能复制自己。一个细胞内的所有基因结合成一体进行正常运作，但病毒却鼓励其中的某个基因脱离整体，这个基因不再复制该细胞的DNA，而是复制它自身，为了自身免于灭亡，它们将攻击整个细胞，抢夺保护性蛋白质来环绕自身，一个细胞被攻克了，它们又接着攻进下一个细胞，当病毒的地盘不断扩张时，人也就完蛋了。

恐怖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惩罚人类堕落所犯下的罪行，不限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就是以和平的名义，杀尽不答应其要求的敌人，无论自己的要求多么蛮横无理。有些国家认可了这种策略——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通过秘密方式来资助这些恐怖集团。恐怖主义者发现生物武器极具吸引力。它们非常致命，能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很适合于突然袭击，制造起来成本低廉，在阴险的人手里，甚至可以榨干最强大最繁荣的社会资源。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现代战争都已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上的较量。在全面的冲突中，深入敌人后方去扰乱或摧毁其支撑性的社会结构，与在前线赢得胜利同等重要。在理论上，生物武器至少可以使军事指挥官有能力使战场上的敌人失去作用，又可以杀死或削弱数量巨大的平民——正是他们的财富和工业维持了敌军的战斗力。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相比有特殊的优势，它能使敌人失去食物这样的基本资源，并扰乱对方的基础服务设施。一把精心放置的生物活性药剂能在牲畜中传播疾病，或者摧毁大面积的庄稼，这是无论多少常规轰炸都无法办到的。

生物战在战线之后的另一种应用是没人提到过的，那就是在和平时代使用生物活性药剂，毁灭政治对手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庄稼和牲畜。这么做可以说是纯属出自仇恨。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平衡，使用者可以颠覆其意识形态上堕落的领导，或者削弱它的经济基础，使之无法发动一场战争。如果药剂散布得足够聪明，受害者几乎不可能明白是自然的不幸还是暗中的破坏使得他的庄稼颗粒无收、牲畜死亡殆尽。

对生物武器和核武器效果的直接比较是极为惊人的。年，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在一座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人的城市进行了两种武器的模拟比较研究，计算出一枚12.5千吨的核导弹能造成圆形7.8平方公里的破坏，2.3万一3万人死亡。而在鸟云密布中等风速的白天和夜晚，一枚携带30公斤炭疽抱子的同样的导弹将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区域造成3万一10万人死亡。

年，当日本人企图在美国弄到一些黄热病毒的时候，美国人开始对这种生物战发生兴趣。年底，美国自己已经生产出了公斤的炭疽炸弹和肉毒杆菌炸弹。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为了回报他们的专业知识的来源，没有对细菌部队的日本科学家的战争罪行提出起诉。

2年9月4日，《纽约时报》就曾披露一条惊人消息:美国几年来一直违反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秘密地进行生物武器的试验。《纽约时报》称，这些研究计划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就开始，并且被小布什政府全盘接下。

携带登革热和黄热病的伊蚊，过去一直局限于海拔不超过0米的地方，但是现在人们已在海拔2米以上的地方发现了它们的行踪，比如哥伦比亚和印度;科学家们在中美洲和东非也发现了类似的向高处的迁移。

自二战以后至上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天花、脊髓灰质炎、麻风病等传染病被根除或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人们曾一度认为人类最后战胜瘟疫已为期不远了。但接二连三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不但艾滋病、新型肝炎、莱姆病、军团病、汉塔病等新型瘟疫不断出现，而且肺结核、疟疾、鼠疫、白喉、霍乱、登革热、脑膜炎、黄热病等老式瘟疫又卷上重来，有的甚至在一定区域内重新得到大规模传播。

据生物学知识，当一个动物种群密度过高时，就容易爆发瘟疫。据考古学家考证，在人类还处在原始的狩猎和采集生产阶段时，瘟疫几乎是不存在的。大约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大规模开垦农田并驯养动物，人们商贸往来交流日益频繁，微生物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细菌变异，瘟疫也应运而生，并逐步蔓延。

过去0多年来，战争、通商、移民等大规模远距离的人口流动加剧了瘟疫的扩散。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们开始频繁接触，瘟疫的流行日趋猖獗。

罗马帝国衰落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年那场袭击城市的大灾难，那时城中有大约两百万居民。这场灾难是平息叙利亚叛乱的军队带回来的。幸存者的描叙不够详细，不足以确定瘟疫的程度。在灾难的高峰期，罗马每天有0人死去，在以后的14年间，它席卷了整个帝国。在欧洲，有4百万到7百万人死去。

更糟糕的是公元年每天使0名罗马人致死的灾难，它摧残整个城市和罗马的各省，直到公元年。这场灾难似乎来自埃塞俄比亚，也许是天花或者麻疹。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匈奴的侵犯、流行病，再加上叛乱，削弱了罗马的势力，吞蚀了它的帝国。提高地中海沿岸城市的税收已不足以维持内地的运行;随着军事秩序的崩溃，帝国已变得没有防御能力。

-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是人类受害最深、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一次都市传染病大流行，这次流感的疫源地正是当时称得上为大城市的三个地方:塞拉利昂的自由城、法国的布勒斯特和美国的波士顿。以美国为例，流感从疫源地迅速向人口密集的各城市蔓延，在马萨诸塞州的德万斯市，年9月12日确诊了第一例流感。随后仅6天，患者就激增到人。到第11天(9月23日)，该市就有名士兵患流感。到了10月份，仅美国军方统计就有20%的官兵患流感，到年流感结束，美国有50万人丧生于流感，死亡者绝大多数是城市人口。例如纽约，每10万人中有60人死亡，费城每10万人中有人死亡。

在普鲁士，有谣言称，在医生的治疗下，每有一个死于霍乱，医生便会收到3枚银币。在法国巴黎，医生们被人扔石头。在印度，霍乱被说成根本不是什么疾病，而是用毒药来反抗英国人统治的一场战役。在英国本上，人们相传医生以瘟疫为掩护谋杀患者，将他们的尸体出卖给医学院做解剖之用。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和欧洲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反应。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声称艾滋病是非洲生物武器实验的产物已经逐渐被确认为传说。缺乏政治见识的集团，如反对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压迫的联合阵线，坚持认为艾滋病是中央情报局发动的“主要针对同性恋者的生物战”。但是随着艾滋病对异性恋者的威胁被广泛认识，以及它在黑人社会中的极度扩散，在非洲美国人中便又流传起这样的传说——这种“生物战”是针对他们的种族灭绝。

藏在各种可怕瘟疫后面的是病毒，近20年来，人们发现许多病菌产生了抗药性，不少抗菌素逐渐丧失作用。一些曾一度被抗生素轻易降服的普通病毒又卷上重来了。如今即使是效力极强的高新抗生素也拿它们没办法。

抗生素，无论多么锋利地聚焦于引起疾病的细菌，也不能完全阻止或消灭所有它们所瞄准的细菌。感染可能由几百万微生物引起，有些种类不到1小时便可以繁殖。这意味着万危险的细菌进入人体将迅速产生万的第二代——以及万的第三代和万的第四代—如此等等。如此快的增殖速度，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后代与其“父母”并不完全一样。即使它们在整个菌群中只占亿分之一，变异仍会大量存在。正如巴黎巴斯德大学前校长贾科斯·莫诺德曾经解释的一样:“在几毫升的水中可以产生几十亿个细菌。在那样多的细菌中，每种可能会有十个、百个或千个细菌发生变异。在如此巨大的群体中，变异绝对不是例外，而是规律。”

年，在《不死的细菌》一书中，马克·拉普总结了抗生素的发明及其许诺所产生的后果，他不无夸张地说道:“很不幸，我们与自然界玩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控制住这些化学物，以一种方式使它们更加完美，以致改变了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微生物的结构。我们现在增生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微生物有机体。我们选择了它们。我们发现，在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和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

源自动物的许多传染病的例子表明，动物是新病原体的重要来源。

由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一般感染性强、危害性大，人们最初对此往往毫无抵抗力。

大多数人自愿进行合作，但是，在纽约市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抗药性的结核病期间，拒绝接受治疗的病人“事实上被关押在罗斯福岛”。

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在年发明了狂犬病疫苗，征服了狂犬病，震惊了整个欧洲。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年，德国医生科赫运用先进的细菌学技术分离出了结核杆菌，年又分离出了霍乱杆菌。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被发现;年，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应用于治疗;同年，一种治疗百日咳的疫苗诞生;年，美国人发明了链霉素……多种疫苗的研制成功是人类与瘟疫斗争的重大成果。

除了生物武器设计者们所喜爱的炭疽这类罕见的疾病，大部分瘟疫的死亡率通常远远低于10%，甚至连黄热病也有60%的存活机会。年秘鲁的霍乱流行时的死亡率只有1%，这要归功于有效的治疗。同样，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确信:在极短的时间内，科学家们就能成功地找到对付流行病毒的药方，让世界再次回到平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