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园年度重磅大书

《大问题》

女权主义哲学的兴起

选自《大问题》

请记住，如果有能力的话，所有男人都是暴君。如果不对女士加以特别的照顾和关怀，我们就决心要煽动一场叛乱，不受任何未表达我们意见的法律的约束。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Adams）,

将思想家排斥于哲学正典之外既可以基于种族，也可以基于性别。审视西方哲学传统中列出的主要人物时，我们应该问：女性在哪里？我们知道柏拉图学园中有女学生，中世纪也有女思想家，但她们为什么不属于官方的哲学正典呢？简短的回答也许是，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有机会经营自己的学派，很难让她们的思想以书面形式保留下来，而且出于种种原因，都已经从传统的官方历史“被抹去”。

最近的一些批评者认为，哲学家和学者们一直在努力打造和维护一种纯粹男性的、白人的、主要是欧洲的西方思想传统，它边缘化或忽视了那些不是男性、白人和欧洲血统的思想家的贡献。纵观欧洲和美国目前大学课程的发展，批评大学正典的人认为，欧洲的政治利益——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影响和扭曲了大学课程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想生活。他们认为，传统的正典宣传的是工业化世界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哲学思想。

引文资料：有性别的观点

如果从女性的角度来描绘、感受、描述、研究和思考，世界会不会完全不同呢？当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等人提请我们注意的阶级现实时，很多东西看起来就完全不同了。不仅经济活动、政府、法律和外交政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知识社会学的审视下，“知识”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当我们在思想事业与阶级利益之间建立其联系时，就可以看到自称“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为资本主义的现状提供了支持，我们可以认识到，被认为不偏不倚的规范理论可以用来蒙蔽现实，而不是促进所需的变化。

与阶级相比，性别是现实更为普遍和基本的一面。如果女权主义者能够成功地揭示并提醒我们注意“人类”的那些通过把“人”看成男性而被掩盖和歪曲的面向，那么几乎所有现有的思想都会发生反转。……这场革命与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人的看法时发生的革命同样重要。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场最新的革命甚至要更加深刻。

——弗吉尼亚·赫尔德，《女权主义与认识论》，

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了哲学之外。长期以来，除少数几个例外，她们被剥夺了学习、参与哲学讨论以及发表观点的机会。她们和她们的思想没有受到认真对待，或许她们的作用就像瑞典女王之于笛卡尔，是做一个好学生以打磨“他的”哲学，并为“他的”思想当陪衬。由于政治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一直被排除在哲学之外，所以很自然地，女权主义哲学首先就是社会和政治哲学。

与哲学家相遇：哈里特·泰勒（-）

年，英格兰女权主义者哈里特·泰勒出版了《妇女的公民权》一书。书中主张妇女应当接受教育、就业和享有公民权利——这既是为了女人，也是为了男人。虽然很多人都把妇女的从属地位看作自然的和有益的，但泰勒认为，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上述主张对不论男人还是女人的真正好处。

引文资料：19世纪的女权主义

如果不必要，就不应当造成等级差异，这是人所公认的正义的命令。一切事情的根据都应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当一个人被获准而另一个人却被禁止时，必须要给出理由。然而，当那些被禁止的事情几乎包括了那些被获准的人所最珍视的一切时（如果这些东西被剥夺，他们会视之为奇耻大辱）；当政治自由以及个人的行动自由成为某一个社会等级的特权时；甚至在产业活动中，当一个重要领域中的几乎所有需要更高能力的通往声望、富庶或经济独立的工作，都被牢牢掌握在一个强势阶层手中时……即使这些都是真的，这种被当作分配如此不公之借口的卑劣的利欲熏心，也难以逃脱昭然若揭的非正义的罪名。我们深信（这样说绝非出于自利），把人类划分成两个等级，一级天生就要统治另一级，这是站不住脚的错误观念；它是道德败坏的源头——既对于获利的阶层，也对于为获利者付出代价的阶层；它没有造成任何通常被归因于它的好处，却构成了任何实质性进步——或者是人格上的，或者是人类社会状况上的——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哈里特·泰勒，《妇女的公民权》，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甚至是从那些早期的主张妇女参政权的人开始，女权主义者首当其冲地就是要为女性寻求政治上的平等。但政治平等首先需要哲学上的平等，现代女权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波伏娃的著作对女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体验做了开创性的分析，也在世界范围内激励女性对她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进行反思，并努力提高这种地位。

她们一直都是女人。她们在解剖和生理的意义上是女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她们一直都受男人支配，因此，她们的依赖性不是某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次社会变革的结果。它不是某种出现的东西……然而，一种自然的状况似乎超越了改变的可能。事实上，和历史真相一样，事物的本性并非一经给定就永远不变。如果女人看起来似乎是某种非本质的、从来都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那是因为她自己没能促成这种改变……女人不说“我们”，除非是在女权主义者的某个集会或正式的示威游行上；男人们说“女人”，而女人也用同样的词指呼她们自己。她们不会自动釆用一种主观的态度。

在波伏娃之后，凯特·米利特在其《性政治》一书中宣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政治支配在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种经济关系、每一部文学著作以及每一种人际关系中都是很明显的。米利特把这种普遍的由男性主导的体制称为“男权制”，并且分析了男权制是怎样成为我们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规范的。

在对我们的两性关系的制度进行公正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从古至今，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考察过的甚至常常得不到承认的（然而却被制度化的）是男人对女人的与生倶来的统治权。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在这种体制中得以实现……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权力概念。

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文明一样，是一个男权制社会。只要我们回想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切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我们的军事、工业、技术、大学、科学、政治机构、财政，总而言之，我们这个社会通往权力的一切途径，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中。

在当前的争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阴和阳（而不是生理学的范畴“男”和“女”）是生物问题还是教养问题，亦即是“天然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与性别的范畴（“男”和“女”）不同，性的范畴（即“阴”和“阳”）是由文化来定义和创造的。它们不是“天然”的和强制性的。我们的文化创造出了这些范畴，为其赋予了社会政治地位，也可以改变这些范畴及其地位。波伏娃认为，性别角色是由文化构建的，她宣称：“一个人并非天生就是女人。”波伏娃的意思是，把某个人称为“女人”并不只是说她在解剖学意义上是女人，而是把社会所强加的各种角色和行为投射到她身上，作为判断女人的标准。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AnthonyAppiah）等哲学家也就种族范畴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认为不存在生物学上的“事实”来区分种族；种族完全是由文化建构的。

与哲学家相遇：西蒙·德·波伏娃（-）

法国哲学家和小说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时辞去了哲学教职，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兴趣。年，她出版了《第二性》，这本书现在已被认为是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仍有争议。《第二性》认为“女人”是一个社会构建的范畴，它的含义是由“男人”的含义当中衍生出来的。

引文资料：女人是什么？

如果说发挥女性的功能还不足以定义女人，如果我们也不想用“永恒的女性”来解释女人，而且又要承认，女人的确存在着，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在我看来，把这个问题陈述出来就等于已经暗示了一个初步答案。我问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男人绝不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去论述男性的特殊处境。但如果我想说明自己，就必须先说“我是一个女人”，所有的讨论必须以此为前提。男人在介绍自己时从来不会先介绍自己是什么性别；他是男人，这是不言而喻的。

把“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对等地使用仅仅是个形式，比如用在法律文书中。在现实中，两性关系并不像两种电极，因为男人既代表正极又代表中性，人们通常用“男人”这个词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则只代表负极，她为限制性的标准所定义，没有互易性。倘若一个男人在进行理论讨论时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这当然令人恼火；但我也懂得，我唯一能做的辩护就是“你不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男人”，因为大家都理解做男人没什么特

——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

女权主义哲学家谢利·奥特娜认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本身并非自然区分，而是一种语言上的和文化内部的区分。然而奥特娜认为，“自然”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而“文化”则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女性从古至今都被表现得“更加贴近”自然，比如照看孩子、洗衣做饭和操持家务等，而“文化”——政治权力和特殊的人类成就——则主要由男人统治着。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应被视为剥夺妇女权力的一种手段。

其他的女权主义者则称颂阴阳两性特征的不同。她们认为，阴性气质在培育和照料方面的优点使得它要比抽象的、更加尚武的阳性思维更有利于一种人道而和平的文明。她们并不否认这些区别，而只是主张女性应当在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超过男人。

与哲学家相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伦敦当地的一位自学成才的女性。她和她的妹妹伊莱扎一起在NwingtonGrn创办了一所学校，并在那里任校长兼教师。不久，她确信她和妹妹所教的学生已经被男尊女卑的社会训练所奴役了。在《关于女儿教育的思考》（）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郑重提出了把女性平等地接受教育包括在启蒙主义理想之内的推论。

年，她出版了《对女权的辩护》一书。在这个里程碑式的女权主义著作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张，所有的人都拥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女性必须通过接受其非情感的指令来要求她们的平等。她拒绝接受那种认为女性存在的自然状况需要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