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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鞍钢和胡联合发表论文将世界各国处理民族（种族）问题的模式分为两种：大拼盘模式和大熔炉模式。他们认为苏联、南斯拉夫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民族大拼盘模式，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而美国则实行大熔炉模式，保证了它的统一。他们暗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基于苏联民族大拼盘模式的第一代民族政策，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因此有必要过渡到类似美国大熔炉模式的第二代民族政策。[1](P.3-4)虽然胡鞍钢和胡联合对美国种族政治的表述因其精炼主义色彩而受到一些批评，但他们却激发学界去思考我们是否可以比较中国民族政治和美国种族政治，是否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经验以便丰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2]这篇论文将以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为焦点比较两国的民族政治与种族政治。之所以聚焦于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是由于它们是各自民族政策与种族政策的基石。识别结果为民族/种族歧视、少数族群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或平权行动提供了工具价值。本文将追溯民族和种族识别的最初目的，然后检视它们的标准及实施，最后对它们的结果进行比较。本文认为虽然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的种族识别在形式上都属于对人的分类，但其内容却并不一样，无论是最初目的、识别标准还是实施程序都存在极大差异。

一、概念化民族识别与种族识别

通常来说，中国的民族识别是指当代史上官方推动和实施的人群划分的工程。民族识别在中文中由两个词构成：民族和识别。识别意味着辨别或区分，民族识别应该是指对民族的辨别或区分。但民族是指什么？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因为中文世界“民族”一词的混乱使用而变得极富挑战性。我们都承认苏维埃话语深刻影响了中文世界中的民族话语构建。如果我们想搞清楚中文世界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回到苏维埃的民族话语中去。在苏联的政治话语中，有几个术语与中文中的民族一词高度相关：народ(narod,[1]人民)是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人们共同体（eth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