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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凯，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兆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研究”（项目编号：13BMZ）和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在线教育研究基金（全通教育）一般项目“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与在线教育融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Y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8世纪中期，民族志和民族学最初作为统一概念诞生于德国学界；19世纪，在其向全球扩散过程中分裂为以理论－经验形式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这种分裂关系的张力来源涉及概念本身对体质因素的包容以及对经验对象的异己区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和诠释学方法论嵌入这一张力关系，一方面继承性地重构了分裂态势，另一方面激发了20世纪末致力于为这种张力关系提供根本释解的元理论和方法论尝试，民族学与民族志于这些尝试中重新融合并实现了其统一概念的再生产。民族学和民族志在西方世界的再生产逻辑为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超越理论－经验对立、平衡本土视野与他者目光、审视文化倾向过重的历史性偏离提供了历史参照。

民族学；民族志；再生产逻辑

近年来，有关“民族学”、“民族志”概念内涵的讨论在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引起越来越多的 　　当博厄斯在年到达美国并在其后试图开创自己的人类学王国时，他所面临的正是进化论与种族主义的合谋，后者受美国民族局和博物馆机构的支持，同时也主导着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几乎所有领域。作为犹太人，多少出于逃避种族主义阴霾而移民美国的博厄斯，带来的是他早年与巴斯蒂安等德国学者共同学习工作时所承袭的经验主义、反进化论、历史意义上的多样性和贯穿体质—文化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中，民族学被等同于文化人类学)，这些德语世界的遗产通过博厄斯深刻改造了英语世界的民族学和人类学。虽然从包含体质因素的整体观以及面向异民族的他者目光的意义上，博厄斯与进化论学派表面上并无不同，但其背后蕴藏的对种族主义的不同态度却使二者在认识论立场上发生分野。因此，博厄斯与当时美国主流学界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这场论战并非都是知识观念上的争论，而是笼罩着一层阶级阴霾：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特殊主义共同体实际上是从德国及欧洲大陆迁移而来的新移民，他们的对手则是以美国人为主体的势力，后者主要是以前的英国新教徒后裔。

以此为鉴，我们就不难理解博厄斯在创造四分支人类学时的智识兴趣与学科雄心，四分支设置及将民族学归为文化人类学的做法，既是博厄斯继承德国民族学原初理论观念和发展成果的呈现(如前文所述，此时德国民族学已逐渐被视为一个专门研究族群文化生态的学科，这种理解与博厄斯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并无太多不同)，也是他同进化论的论战中进行资源动员和版图抢夺的社会实践策略。历史特殊主义对进化论的替代，使博厄斯人类学得以脱离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民族学却被安置为人类学中一个专注于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分支。并且就其本质而言，此时博厄斯关于人类学(包含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框架及其合法性的设想乃是带有强烈价值意涵的声明而非科学结论，这一性质相较于更具价值煽动色彩的进化论并无优势。博厄斯注意到了此时民族志方法不足以构成任何科学事业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志调查并不具系统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接触极其有限且对当地人生活和观点的理解也仅仅浮于表面，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对人类学的科学主义方法论进行了补充。

年，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的导言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博厄斯对科学地位追求的愿望。具有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头衔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为期两年半的调查中将其调查方法系统化，并且以“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这个新名称轰动人类学界，“长期的参与和观察”、“学习当地人的语言”、“与土著人住在一起”、“总结行为类型”等具体的操作性标准后来成为田野工作的“圣经”。马氏的参与式观察方法论不仅使民族志蜕变为其科学形态，也重塑了此后的人类学。功能学派使人类学不再是依据他人的朴素材料得出的主观建构，而是根据自身实地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所进行的深思熟虑。同时，德国民族志和民族学原初含义中对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与反思性观念的强调也重新占据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视野，此外更有对族群物质境遇和地理环境的关照，后者在埃文思—普理查德(E.Evans-Pritchard)《努尔人》中一览无余。然而，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方法论完全依赖于一手资料以及对特定族群的共时性考察，以这种民族志方法为支撑的民族志作品缺乏历史维度，于此基础上建立的人类学事业亦是如此。这一事实多少预示了被视为参与式观察典范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在其发表55年之后被一部杂糅了简单社会史和阴谋论的作品所击溃，进而引发了人类学科学性及公共声誉的历史性灾难。

对当时的博厄斯来说，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主义工作方法及此后出现的一大批民族志作品帮助他迅速赢得了与种族主义、进化论论战的胜利，其结果是旧式民族学在北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式微并被完全等同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英国社会人类学。正如拉德克里夫—布朗(A.Radcliffe-Brown)所说：“民族学和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这几个名词，用于文化或文明的研究上，通常是没有特定区别的。”由此，人类学中体质与文化研究的深刻隔离被根植于人类学整体事业之中，被狭义化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学彻底抛弃了对人类体质及其他物质因素的相对强调。由于此做法排除了对种族体质优劣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学在纳粹冲击中避免彻底毁灭，但也为民族学研究的疆界划定了历史性限制。此后，民族学(ethnology)愈发稀少地出现在英语学术界，而仅以同源词民族志(ethnography)为主要角色登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博厄斯虽然战胜了种族主义和进化论，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们的主张，尤其是以二元结构为形式的他者目光：与其说博厄斯反对由种族主义给民族学经验对象带来的异己区分，不如说他以历史特殊主义的策略为这种区分赋予了浪漫色彩。一个可见的证据是，博厄斯对民族学和民族志经验对象的构想，实际上继承了族群识别(ethnicgroupdistinguishment)这一殖民工作的成果，虽然某些人群的确在这项工作中被整合入同一个族群类别并因此获得且认同了新的族群身份，但对异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