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系列
导语
科林·M·特恩布尔是上世纪很有争议性的
知名人类学家,
以独行特立又兢兢业业的
学术风格
受瞩目于世界,
生前饱受质疑与争议。
其民族志《山岳人》
(TheMountainPeople)
对生活在乌干达与肯尼亚、
苏丹交界处山区的IK人
在遭遇连年饥荒之后,
在一个社会、文化、道德、
价值观
都趋于崩坏的世界里如何生存,
该作品发表之后学界
一片哗然之声,
对其批评与谴责之声
接踵而至。
尽管如此,
特恩布尔《山岳人》带给我们
对所谓现代社会的反思与警醒、
对人类学学科内对自身民族志的
反思价值
仍旧是不容否认的。
第一篇
质疑人类本性,颠覆传统价值观念
——民族志《山岳人》读后感
布鲁斯·鲍尔(Bruce·Bower)
对特恩布尔评价道:
「在他的学科里,
像他一样赢得全世界瞩目的其他学者,
也只有像玛格丽特·米德
与路易斯·利奇了。」[1]
同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样,
特恩布尔的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来源是否属实
也具有非常大的质疑。
有学者指出特恩布尔的报道人并不纯粹都是IK人,
显然包括了Dodo人以及别的民族;
再有的质疑与批评就是
指责特恩布尔的民族志写得像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一样
缺乏客观科学的态度;
更多的质疑声则是批评针对特恩布尔的田野工作,
因为标准的人类学家是不应该
带着偏见去看待他所研究的「他者」文化,
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去看待「他者」。
人们有多爱「森林人」就有多恨「山岳人」,
因为IK人所表现出来的恶与冷漠残酷
打破的不只是IK人文化的秩序与社会结构,
更为我们生活在所谓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敲响了警钟;
也敲响了人类学学科的警钟。
常识的定义包括两方面:一是指与生俱来、毋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另一意思是指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知识,即「日常知识」。
对于我们来说像真善美这一类的话语是某一类型的常识,浸透每一个细胞,诸如懂礼、友爱、谦恭、诚实、善良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人类会共有的美德,并且大部分人有一种这样的常识,即认为这些品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丢弃的天赋(虽然人性本恶的呼声亦高,但本文主旨不在解释分析这个哲学难题,因此将之先放在一边)。
放眼看看报纸、新闻、电视剧、电影都在宣扬某种类似大爱无私的宇宙哲学,反复告诉人们这是我们的天赋是人类共有的。
特恩布尔在《山岳人》中说道:「IK人的这些事例告诉我们,这些品质并非全是人类固有的内在属性」。
那些被我们珍视
且自我标榜
具有极高优越性的价值观与品德
或许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但并非是人性的基础。
IK人以其行为告诉我们,
一切善美在关乎存亡的生存问题之前,
都成了可以被抛弃的附属品,
甚至社会本身也是可以被抛弃的。[2]
特恩布尔用IK人向我们所谓的常识观念以重击,学院派的学者本着自身文化的「常识」——
以神正论宇宙哲学观去看IK人的生活自然要紧皱眉头不止。
但是反观我们自身的社会又何尝不是IK人生活的另一个延伸呢?
迈克尔·赫兹菲尔德说道:「通过法律和政治程序,『我们』了解到,人们所生活的共同体并不是源于感情与关爱的自发性,而是对『社会』的监管权力做出回应。」[3]
而这一点特恩布尔在《山岳人》中已经告诫过我们:「在长时间的压力之中,像宗教、信仰以及法律、家庭这些所有这些附属品都会成为生存障碍而变得毫无价值。」[4]
我们在对IK人抛弃年老的年幼的人以保证剩下人能够活下去的做法紧皱眉头的时候,应该想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也不必IK人好到哪里去——
IK人为了保障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将年满三岁的幼童赶出家门叫其自寻活路,所谓家庭的责任义务卸下丢给个体;而我们所做的则是将家庭的责任义务转移给国家,把小孩送去幼儿园送去上学等等。[5]
人类学的许多研究强调神圣秩序的理性化构想要求对苦难在世界上的不公平分布做出解释,该理论源自韦伯,宗教符号使得苦难获得了意义,因为它昭示人们可以心怀期盼可以有所回报,将孤立的个体内心的苦痛过转换成集体共有。
后来的反思人类学作品开始正视并反思宗教符号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韦伯的那个观点把苦难内化成了社会生活目的论的必要内容,是典型的基督教观念。
如果宗教救赎苦难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说是普同的,那么IK人的神在严重饥荒的时候似乎给这样的说法一记响亮的耳光。
特恩布尔描述了IK人面对巨大的生存困境如何将宗教仪式简化甚至使其衰亡。
神看起来并非是必要的,在真正的灾难临头时,特恩布尔讽刺的说道,如果上帝自己没有住在舒适住所里喝着美酒与冒泡泡的苏打水,那为何他选择那些肥头油脑的胖子(暗示吃饱,对比IK人的饥饿)传教士来教人们歌功颂德呢。[6]
爱与善真的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属性么?
谢柏-休斯年发表的关于饥饿对巴西一个集镇上妇女影响的研究,那些饿的发疯的母亲没有物质条件和多余的感情资源保障子女的生存因而将他们认为虚弱的婴儿扔下不管任其死去。
他质疑母爱是人类感情的流行观点看起来呼应了前辈特恩布尔IK人的研究。
谢柏-休斯的研究得到了相当的注意,有学者指出应该通过其研究认识到我们不应该轻易相信那些关于苦难会把人和社会磨练的更加好的说法。
就这一点便可看出
当年备受“正义使者”
冷嘲热讽的特恩布尔对IK人的研究
对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
反思我们自身有多大的价值。
试想现下流行的末日论的观点倘若真的发生,那些幸存者的生活可能不会比Ik人更好只会更坏。
接受过文明之光照耀的我们,是否在面对生存困境的时候能做出比IK人自利至上以外的更好选择;即使没有这样严重的生存问题,活在当下的我们又比IK人善美到哪里去呢?
特恩布尔的《山岳人》不是异文化的猎奇,不是简单记述生活于崩溃秩序中没有希望的人民,更多的是以平行对照来反思当下。
越来越多的民族志研究表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多的是依靠法律、义务、建构的道德等等作为凝聚力(cohensiveforce)来加强,而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社会会怎样?
这个问题不是奇谈怪论而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特恩布尔记述的IK人的生存现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或许人类学学者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以反切的视角进入是一种可以反思自身,质疑传统的好方式。
参考文献:
[1][美].Colin·M·Turnbull,《Themountainpeople》,NewYork,AGulf+Wes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