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年第2期，首发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公号。感谢刘小枫教授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辑部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转载。

“改革开放”进入第20个年头（年）之际，我们的学界开始有了踏入“全球化”时代的感觉。随着我国政府经艰苦的不懈努力加入“世贸组织”（年），知识界的政治意识也加快了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闭状态重新走向“开放”的步伐，一种新的“中国意识”疾速成形。

大约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学界中兴起的“全球史”学开始进入我们走向开放的学术和教育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史学新说迭出，以种种“普世价值”的观念裁量中国的古今历史事件，重新塑造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从来都是政治意识的核心要件，携带“普世价值”的“全球史”历史认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政治意识呢？或者说，一种开放的“中国意识”会是怎样的政治意识呢？

倡导“全球史”的美国史学家并不否认，严格来讲，“全球史”（globalhistory）就是从前的“世界史”（worldhistory），而在更早的时候，它的名称是“普遍史”（universalhistory）。[1]换言之，仅就史学视域而言，“全球史”与“世界史”或“普遍史”并无不同，决定性的差异在于用怎样的政治观念看待整个人类的经历。

一些学者正在致力于摆脱“世界史”流派并创建一门真正的“全球史”学科——它拥有一种编年方法、一个分析中心和一种解释……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回避一些源于欧洲的概念，如“封建主义”“现代性”“西方”“西方化”“工业化”等等，他们也必须有一个易于教学的方案。[2]

可见，“全球史”学者致力更换既有的“世界史”看待人类历史的“观念”，而所谓“必须有一个易于教学的方案”则表明，“全球史”学者对传播、尤其是向年轻人灌输某种文明史观有充分自觉的使命感。既然如此，我们就值得问：“全球史”的历史教育要传播和灌输怎样的文明史观呢？

从上引说法来看，“全球史”学首先致力于废除既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既然“全球史”学者无法否认，“全球史”与“世界史”或“普遍史”有历史的连带关系，而“普遍史”或“世界史”无不是现代欧洲的领土性王国崛起时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问：“全球史”的文明观从何而来呢？

一、“全球史”观的核心要义

这位美国学者告诉我们，“全球史”学者持有如下信念：

人类历史在开端之时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人类历史终结之时，［人类之间的］差异［会变得］很小或根本没有差异。（柯娇燕，页）

且不问人类历史是否会“终结”，一旦人们问，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在朝哪个方向趋同以至于最终“根本没有差异”，那么，”全球史”学者便没法否认，这个趋同的方向或目的地除了是“现代性”“西方化”高科技“工业化”——还必须加上“自由民主化”这个道德价值表述，不可能会是别的什么“化”。[3]

基于这样的信念，”全球史”把人类的“跨文化接触以及相遇的经历”视为“全球史真正的材料”：

这是因为人类共同体开始时以小规模分布于广阔的空间（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遇）。他们发明了农业，人口不断增长。“文化核心”（援用教科书框架中惯用的说法）得到扩展，创建了最早的帝国，包括从苏美尔到罗马和汉帝国。日益扩展的核心之间相互接触、贸易和冲突（越来越多的相遇）。交往导致了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就像查理大帝和哈伦·赖世德［译按：公元-年在位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时期那样），但它仍然处于适中的规模。在13世纪蒙古人统治的诸帝国中，交往的数量和距离都急剧扩大，这促进了更多的交往。年之后，随着欧洲强大海上力量的兴起，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交流范围；相遇的频率前所未有地急剧增加，越来越成为文化涵化的渠道。在现代阶段，大众媒体的出现完善了交往的文化特征，使“全球化”纳入全球史。（柯娇燕，页-）

这位“全球史”学者以简洁的笔法刻画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景，但她并没有更改既有的世界史叙述的阶段划分，即世界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史前纪元（远古纪元，无文字记载）→ 个世界史纪元（上古纪元：从苏美尔帝国到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第二个世界史纪元（中古纪元：从东-西罗马帝国到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第三个世界史纪元（现代纪元或“全球化”纪元：年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诸帝国的相续兴起）→第四个世界史纪元（后现代纪元：以-年的欧洲大战为标志），美利坚帝国成为“全球化”的支配者和引领者，或者说“新西方”让互相致残的“旧西方”起死回生。[4]

世界史的第三个纪元被称为现代纪元或“全球化”纪元，因为，自年以来，地球上的政治体才逐渐开始有了整体性的政治交往。如今，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纪元的第三个阶段，即所谓“后全球化”纪元，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世界史的第五纪元。毕竟，冷战后的世界历史所经历的变化表明，年和年的革命观念所产生的思想力量远未枯竭凋敝，它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对其政治实践进行重新修正，虽然欧洲人普遍认为，美国出于一种自私自利到近乎疯狂的安全需要，早已将自由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5]

“冷战”时期的宣传画

这位“全球史”学者所勾勒的世界史轮廓并无新奇之处，但是，她不动声色地修正了人们对世界史的已有认知，即以“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来概括充满血腥冲突的历史：全球史是人类共同体“跨文化接触以及相遇”的经历——从“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遇”到“越来越多的相遇”，最终在“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中走向了全球交往的“文化涵化”。

“全球史”学者自称发明了所谓“跨国化”（transnationalize）的世界史研究范式，并热切呼吁：既然“一切历史都是‘人类的历史’”，史学家“有必要在特定的时刻发掘世界的文化景观”，积极“拥抱更全球化、跨国性的研究范式”。[6]

如果我们问，除了凭靠发明商业-技术文明而崛起的现代“欧洲文化”——德国的世界史学家温克勒精确定义的“西方”文化，晚近年来还有什么“文化”在“涵化”整个人类，那么，“全球史”学者没法否认，始于15世纪末并延续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政治体的交往和冲突并没有政治化地连属在一起：东亚更不用说美洲大陆都还没有被拖入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已有近年历史的国际冲突。[7]

16世纪的博丹（-）在《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中用到“全球”（tototerrariumorbe）这个语词，但就他的地理视野而言并非真正的“全球”，因为他那时对太平洋西岸的东亚还一无所知。[8]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在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之前的至年间，世界上“已经存在无数个世界经济体”，并在一定程度上“联结成一个共同的生产和交易的商业网络”，而“将地中海东部与印度洋联结起来的中东腹地构成了地理上的支点”，否则，“欧洲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获得的将是毫无意义的空间，而非财富”。即便如此，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生产和交易对所有参与地区的自给经济来说都无足轻重”，崛起的西欧诸王国的“地理大发现”才使得整个世界都进入交流的范围。[9]

“全球史”学者不得不说，“正是在16世纪，人类历史开始在世界舞台上书写。”可是，在这样说的同时，“全球史”学者又竭力要抹去西欧诸王国的“地理大发现”带有的殖民扩张性质：“全球化不等于欧洲扩张”，毋宁说，“正是伊比利亚人的全球化，欧洲、新大陆和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伙伴。”[10]

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绝不是残酷无情，也不是不可逆转，它只是机械地完成一个预想的计划，最终带来一个标准化的世界。（同上，页3）

我们必须问：晚近年来（更不用说20世纪以来）的“全球交往”样式可以用“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文化涵化”来概括？难道我们的教育应该对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说，从鸦片战争到 的百年间，中国所经历的诸多战争都不过是在经受全球化“文化涵化”的洗礼？

上图：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香港岛下图： 期间美军在仁川登陆

谁若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思想史不太陌生，他便不难看出，“全球史”学者用来替代“欧洲中心主义”文明观的不过是18世纪诞生于现代西欧启蒙知识人的“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尽管他们在呼吁“全球史”观时有意无意避免用到这个语词。[11]

既然“世界大同主义”是具有“世界公民”理想的“全球史”学者的信念，呼吁世界各国的史学家接受这种理想便无异于企望全球人类向西方的“世界大同”启蒙理想趋同。[12]事实上，直到今天，对欧洲学人来说，“世界主义”仍然是让欧洲困惑的问题。[13]

换言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两种“主义”在本质上其实是一回事。情形是否如此，我们不妨就来做一番考察。

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与中国的世界史启蒙教育

在柯娇燕看来，英国的 科幻小说家韦尔斯（-）在年出版的《世界史纲》（TheOutlineofHistory）算得上“世界史”书写的转折点或“全球史”的开山之作，因为他超越了国别史或区域史，致力于面对“人类观念和经验的无穷变化”提出“一种简单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柯娇燕，页4）。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诞生于16至19世纪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国家史学的烙印：

进入20世纪以后，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进化与政治解放，有时还伴随着其扩张和控制其他民族的能力，构成了一种原型故事，而所有历史叙述的结构都由这种原型故事所支配。大约在年至年之间，所有史学或多或少都是与单个民族国家在历史或地理上相关的多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汇编。这是韦尔斯所担忧的倾向，他担忧这种倾向会抑制个体读者洞察历史意义的能力。（柯娇燕，页6）

对我们的历史记忆来说，“年至年之间”恰好是鸦片战争至 之间。按这位“全球史”学者的建议，我们应该担忧，若从我们的国家经历出发讲述世界史难免“会抑制”中国的年轻人“洞察历史意义的能力”，从而理应用全球交往的“文化涵化”的视角替代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原型故事。

的确，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刚出版不久就被隆重地译成了中文，译事历时5年，起因是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梁启超（-）用这部书让自己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练习翻译，顺便让他接受世界史的启蒙教育。也许由于原书篇幅太大，这个译本的译者先后有5位（梁思成、向达、黄静渊、陈训恕、陈建民），校订者则多达10人（梁启超、秉志、竺可桢、任鸿隽、傅运森、徐则陵、何炳松、程瀛章、朱经农、王云五），其中不乏当时的学界名流，可见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受到何其隆重的对待。

《世界史纲》中译本书影（商务印书馆年版）

中译本在年问世（商务印书馆），时逢雷海宗（-）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世界史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年仅25岁的雷海宗随即撰写书评：这部书“恐怕是近来外书译品中最无价值的”，若用它来教育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必贻害无穷。因为，韦尔斯是“富有改造社会热诚的小说家”，世界大同是其“信仰的立脚点”，《世界史纲》不过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14]

尽管有雷海宗的毁灭性评说，在随后5年内，《世界史纲》接连有4个新译本问世。[15]正当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学习“世界大同”梦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战争行为打断了《世界史纲》在我国的传播。直到时隔50年后的“改革开放”之初（年），《世界史纲》才又有了全新的中译本，依据韦尔斯自己以及后人多次修订的版本（年版）迻译。8位译者中既有我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也有 小说家，而且都有留洋海外的经历，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世界史学家吴于廑（-）隆重推荐。[16]

今天的我们会感到费解：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比较易欺”，难道留洋学成归国的社会科学家也如此？显然不能这么说。毋宁说，由于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前辈不大可能有沉静的心态去深入认识世界历史。何况，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凭靠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演进缕述世界历史，也不能说会误导“比较易欺的国人”。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新译本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历史时刻问世，标志着我国的通识教育意识回到了 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语境：我们需要对世界敞开眼界。《世界史纲》的新译本再次接踵而出（迄今已有不下于5个新译本），随着我国在开放式教育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比较易欺的国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世界大同主义的“普世价值”已经成为我们的新“常识”。

三、“世界大同”梦的“假设”

“全球史”学者说，“全球史”是“一项新兴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但论者没有明确说，韦尔斯提供了怎样的“假设和问题”，也没有说这种“假设”从何而来（柯娇燕，页8）。[17]

我们在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中可以读到：

文明在历史上是一件那么新颖的东西，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它又是那么局限于一地的东西，以致它得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人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中间多数人讨厌它的陈词滥调和繁文缛节，游牧的素质勃然而起。我们只是半心半意安家守业之人。我们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是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上酿成的。（韦尔斯，《世界史纲》，前揭，页）

“比较易欺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读到这样的句子已经不会再问：“文明”是怎样一件“新颖的东西”？在世界历史的早期，它被“局限”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何时又开始“征服和同化我们大部分人的本性来适应它的需要”？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已经相信：古代的中国没有“文明”——即便有也是既封建又专制的“文明”，属于“全球化”来临之前的东西。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雷海宗的博士论文以研究“杜尔哥的政治思想”为题，按今天的学科划分，这个论题属于政治思想史而非世界史专业。他当然清楚，韦尔斯的“世界大同”信仰并非什么新观念，它不过是杜尔哥（-）的“普遍历史”观的翻版。[18]

以通俗散文体撰写世界通史开启民智，韦尔斯也不是 人。伏尔泰（-）在年出版的《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及精神》（中译本《风俗论》）才是世界史通俗叙述的开山之作。[19]按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的说法，伏尔泰撰写世界通史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俗世的普遍性原理”（aprofaneprincipleofuniversality）。

伏尔泰（-）

从伏尔泰开始，人们认识了这样一类人：他站在时代之巅，也站在了人类文明之巅。他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类知识。他也拥有令人惊讶的丰富知识，涉及物理学、哲学、公共事务乃至宗教问题。他增强着自己的智识能力和道德能力，以至于这些能力成为其他人的标准。[20]

韦尔斯与伏尔泰相隔一个半世纪，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技术发明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的“智识能力”也因此而有了划时代的提高。韦尔斯首先以“科幻小说家”闻名于世，他的科学想象力让伏尔泰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韦尔斯的“道德能力”未见得有所提高。他仍然保持着与伏尔泰相同的精神水平：《世界史纲》与《风俗论》都属于“世界大同”信仰的普遍史叙述，都“梦想着一个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