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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被妖魔化了，鲍鹏山讲《商君书》的时候，说这是一本邪恶的书，这是一种常见的观点。我们回到战国当时的背景，这是一个跟传统欧洲一样的社会，讲究血统，中国与欧洲唯一差异，就是有世袭贵族阶层，但没有欧洲天主教会这样一个组织需要供养。处在战国这个时候，各国相互竞争，秦国肯定有生存的权利，这一点跟欧洲一样，我们不能说荷兰、法国没有生存权利，只有英国应该存在。秦国东方面临晋国，后来面临韩赵魏，西北还面临游牧民族的入侵，这是一个很难应付的局面。所谓奋六世之勇，就是积累实力，搞定游牧民族，拿到巴蜀的粮食基地，同时进行内部改革，用KPI取代或者说部分取代血统世袭制度，激发活力，将整个国家的资源集中于耕战两件事情。如果说跟欧洲国家类比，秦国最像欧洲的普鲁士，本来是欧洲的边缘地带，不断引入移民进行开发，在欧洲实行宗教宽容政策，鼓励其他国家的移民，秦国一样在用。如果仔细看，普鲁士的生存环境也极为恶劣，波兰人就是第一个拦路虎，为了生存下去，普鲁士不得不将资源集中于耕战。到七年战争时候，普鲁士被英国耍了一把，自己独挑奥、法和俄三大国，幸运的生存下来，普鲁士被人称为“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是有原因的，资源少的边缘国家，要走到舞台中央，必须在效率上做文章。也就说，讨论秦国是不是残暴，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两个前提：1.秦国也有生存的权利；2.秦国面临其他国家激烈的竞争。如果照今天的说法，秦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他国家是一个封建国家，就像后来英国面对法国所拥有的优势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比拼国家拥有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秦国的动员能力更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秦国居然将制度稳定下来了。秦朝15年就灭亡了，以成败论英雄是一种常态，不仅是知识分子“过秦”，要不要将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放大到全国，还是走回封建分封的老路，公元前年，李斯与淳于越还进行了大辩论，最终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可以说完全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楚汉之争中，封建分封制显然还大有市场，刘邦封了异姓王，后来又封了同姓王，搞了个郡县+分封混合体制，因为秦朝15年灭亡的历史教训，先小试再放大吧。结果，最后不得不面对七国之乱，最后由汉武帝完成全国的整合，同姓分封一样靠不住。秦国或后来的秦朝的制度太早熟了，出土的秦简也表明，管理的颗粒度过细，以当时的信息、交通条件，在秦国一地没问题，扩展到全国，光行政管理成本就能耗死。即时最成熟的明清两代，对于县以下的管理也有限，不是不想管，是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提供的税收随着天气波动，而且不像工业一样易于扩张，国家没有资源养足够的行政管理人员。我们可以对比秦朝和罗马，罗马在行省的官员很少，可以说主要是收税，靠当地人进行统治，这些人依附于罗马，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其实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尽管秦有秦直道，罗马有阿皮亚大道，但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国家，水路的成本要低于陆路。罗马选择一种低成本的统治方式，是无奈的选择，秦朝选择精细化的直接统治方式，尽管很超前，但根本做不到，人民也一样痛苦。我经常说，需求推动变革，需求产生技术。我们只有了解秦国的生存状况，才能够理解秦国为什么要进行激烈的变革。同样的道理，我们了解普鲁士从支离破碎的领土到普鲁士王国再到德意志帝国的历程，知道了欧洲争霸的历史，才能客观评价所谓“普鲁士军国主义”。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生存是一场战争，对于国家一样，秦国统一天下就不对吗？为什么不是魏国、齐国或者楚国，因为他们输掉了战国的生存大战，就像曾经的波兰立陶宛联盟一样。为应对欧洲各国激烈竞争下生存的压力，英国年进行了宗教改革、年进行了税收改革、年进行了政治改革、年进行了财政改革并成立英格兰银行，英国先后斗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被赋予各种光环。英国的改革就是伟光正，而秦国的改革则只剩下“残暴”了，仔细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儿荒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