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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大贯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商务印书馆，年版）结论部分，由编者录入至此，标题为编者所加。

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悲剧其中就包括史无前例的神风特攻队行动，其导致了成百上千青年的死亡。其中约人是学生兵，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按理说他们不太可能会拥护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在行动上又再生产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时他们知道日本会战败吗了他们留下的作品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思想上他们并没有一丁点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没有谁是为天皇而死的。

本书引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日本问题”。即使在极端极权同统治下，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也很少成功，或完全不成功。我们有这样一份杰出学者的名单，他们试图理解国家的政治机器如何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政治思想，以及人民如何“思考和感觉”，当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的意图时就与国家勾连在一起。关于纳粹德国，已有许多反思性的思考，包括汉娜·阿伦特著名的“平庸之恶”的卓识。近来，由于“戈德哈根争论”，已使“自愿”(willing)和“普通”(orjjnary)这样的词语成了美国的日常用语。已有相当多的著述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普通人”在独裁统治下是否会“自愿”参与到—一如果不是实际施暴者——对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暴行中去。即便在纳粹德国，戈塔尔的宣传机器——与戈德哈根的观点相反——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克伦佩勒(K1emperer)已向我们提供了一份人们全方位反应的明确记录，因此有力地反驳了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反犹主义的观点，就如戈德哈根所说的那样。对意识形态的回应是相当复杂的，特别是在个体层面；在意识形态长期灌输下，个体完全被洗脑或完全独立都很少见。我们看到，在战时日本帝国民族主义和特攻队员的爱国主义之间，间或冲突，间或重叠。我们也看到即使特攻队员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难免受到"为国王和国家捐躯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就像细雨润物，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中。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上述这个总体看法上。我们要弄清人们，包括那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参与到这场运动和战争中去的。

本书通过日本的例子试图解答这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一方面，我探讨政治和军事机器建立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些机器强迫人民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本国的巨大灾难。另一方面，我解读这些青年遗留下的作品，目的是理解最难以置信的现象——他们在行动上“自愿”再生产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在思想上却反抗之。

西方殖民势力到达亚洲后，日本开始进入所谓的现代时期。明治政治家们设法推翻幕府统治，后者没有意识到外来危险的紧迫性。最初的议程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他们开始学习和模仿西欧道路，最后选择了普鲁士模式。天皇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被写进宪法。由于天皇政治上的软弱，其曾经被看作神，政治家们就把天皇打造为一个万能神。为了让这个万能的“政治神”独揽大权，政治家们开始编撰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条款一通过发明从前代天皇传递下来的皇魂概念，保证了康托罗维奇所谓的“王的两体”——个体天皇和天皇制度的永久性。此外，政治家们还把天皇塑造为全体日本人的“父亲”以推行“牧人模式”。这是一个非凡的壮举。西方的“牧人模式”意味着超越世俗政治边界的天国概念，基督为了人类而牺牲自己。天皇的“王国”则相反，就是日本国，天皇是个牺牲者几乎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宪法颁布之前，通过《军人神谕》和《教育敕谕》，国家的政治一军事机器就已启动。《军人敕谕》教育军人，他们的生命轻如鸿毛，而责任却重如山岳。

许多极权国家常用的策略是把军队和其他政治机器美学化。美学化因其所指的含糊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使人民看不到国家策略背后的真实动机。误识中美学的角色是动员民众的关键。

日本广泛和深入地使用美学化的策略。导致误识的樱花象征主义有几个重要因素。首先，对每个日本人而言，樱花是个普通的符号。其次，樱花并不代表一个孤立的意义范畴，相反，它象征生、死和重生，以及男人和女人。从根本上讲，樱花的象征意义根植在男女关系以及生、死和重生的过程中。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会突出其中一个意义，但其他意义常常作为背景出现。这种多重意义使军队很容易把飘落的花瓣比喻为军人的牺牲，以及把盛开的樱花比喻为阵亡军人之魂。因此，用不着大力改造樱花的象扣意义就可办到。再次，樱花的比喻不仅体现了日本人的世界观。它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于与日本民族精神中两个重要主题的联系——怜悯短暂和自我的纯洁美学。樱花美学超越了视觉上的美，而上升到了观念上的美，如精神的纯洁等等，就像我们在特工队员的日记里看到的那样。

这些青年的理想是“把你的马车拴在星星上”，最后却注定失败了。他们日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佐佐木和林尹夫的“自由”，中尾武德与和田稔的“保守”，是青春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驱使他们去寻找纯洁和美丽。他们的求索毫无疑问是思想的和精神的，而不是实用的。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留下的作品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纯粹的智慧水平和学习的热情。他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的世界，在那里佐佐木能够用德语阐述两个灵魂，林市造能够引用“绝望”和其他人对歌德和克尔凯郭尔的理解。他们的德语和法语非常棒，所有的高中都有德语课，但只有东京的一高和京都的三高才有法语课。那时的高中和大学真正体现了“我思故我在”的精神，青年们每日沉浸在他们的理想世界中，追寻生活中的爱、纯洁、美丽和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导致他们踏上了不归之路。特攻队员美化了这些观念和行为，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愚弄。

中尾武德被德雷福斯事件所震动，希望做左拉那样的人。但他的的理想主义使他更容易接受森鸥外的小说，在小说中他发现了忠于藩主精神的纯洁和伟大。对许多青年而言，“忠诚”就意味着精神的纯洁。我们看到很多特攻队员并非是为天皇而死的，相反，他们的忠心转换为爱国主义，这成为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和追求人性的一个最终选择——这是明治以来日本知识分子特别关心的一个道德和哲学问题。这种忠诚有一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诉求——无条件地为某种理由献身高于自己的生命。这种忠诚成了超越自我欲望和蔓延在祖国的疯狂的物质主义的手段，就如佐佐木等人日记中的表达。这点非常危险，国家就有可能利用这种理想主义来为帝国民族主义服务。虽然把对父母和藩主的忠孝转化为对天皇的忠诚，国家没完全成功，但却竭力把青年军人和大众的爱国心服务于帝国的目的。

对国家意图的误识不限于知识分子。无数的大众也“误识”了“为国王和国家捐躯”的意识形态。歌舞伎的观众就相当欣赏四十七个忠臣的精神的纯洁性。

在误识过程中，樱花美学的感染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理解本书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特攻队员行动上再生产了帝国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再生产它的思想和精神内涵，误识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樱花本身无力支配他们的行为，但它可以蒙蔽他们的误识。在本书的开头，我表达了一个困惑，即这些知识精英为什么会自愿加入特攻队，就如研究明治史的著名学者色川大吉，他本人曾经就是个学生兵。他的回答是：“我们有能力打败军国主义和军政府，但我们无力打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意即他们已打倒了国家精心策划的露骨的政治民族主义。但是，当面对温和的西方思想传统时，他们却无力进行还击。他们看不见国家的愚弄之手。他们有能力扺制日本版的“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但当纳粹和日本改造过的。“公意”被当作卢梭和康德的“公意”后，他们就无法避免误识的产生。或者，当贝多芬、歌德和托马斯·曼所表现的“我们的自然”被浪漫主义化后，他们对此是欣然接受的，他们太天真，以致对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他们热爱大自然的理想毫无戒心。

在德国、当推测的历史上的充满精神力量和具有纯洁性的纯种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被美化后，民族概念就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在日本，类似的象征联系也出现在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的作品中，如夏目漱石、国木田独步和宫泽贤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但是，保田与重郎却把他的“自然”个日本及德国浪漫主义的“自然”叠加起来。

这些青年挣扎在一个已迈向全面战争的社会中，这场战争的合法性来自“为国王和国家捐躯”意识形态。他们的时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彼时西方“文明”和殖民主义同时抵达日本。决定他们最后命运的重要因素——爱国主义，是源自西方的个体自由、人权，以及其他各种自由主义概念和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相混杂的产物。他们的挣扎反映了明治政治家们启动的历史过程，这些政治家聘请德国法学家起草日本宪法，借此建立日本独特的身份认同。从明治政治家到特攻队员，他们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同时知识上也是强烈的国际主义者。

如果文化是地方与全球互动的产物，而不是自我再生产的实体。那么个体的思想和文化视野也不仅仅限于地方，这个地方也从不是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明治政治家和特攻队员都是“国际主义的爱国者”的典范，就像奎迈·安东尼·阿皮亚和爱德华·萨义德。与努斯鲍姆的观点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埃德蒙·柏克再到阿皮亚，许多学者认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就如我把民族主义看作意识形态，把爱国主义者作一系列情感，阿皮亚认为就如他己和其父亲，国际主义的爱因者能够扎根在他或她的文化特殊性中，因而能够欣赏和理解文化间的差异。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特攻队员的日记有利于澄清这样一个误解，即大众媒体持续把“神风特攻队”错误地表征为爱国主义狂热者。包括固定形象的错误表征，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危险的工具，不仅放逐了历史，而且还用生锈的“事实”填补了这个真空、固定形象罔顾人的血肉之躯，因此成为商业的“自然”猎物、在易趣网上，“神风特攻队纪念品”，如头盔和护目镜，作为“失落的历史与发现”被定期拍卖。

最近的学术研究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的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能动者如何带着自己的动机和利益盘算在历史的建构过程中相互角逐。无论如何，我们要特别注意被故意扭曲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在其中的作用。特攻队员已不能讲述自己了。他们在等待苍白的历史天使来唤醒他们和拯救他们的人性和历史，以免“荏至死者也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在本案例中，敌人指在地缘政治中权力不平等者和日本国内的政治性遗忘。

在任何历史过程中，一些历史能动者，如极权统治的领袖、比其他人更具影响力。他们的反人道罪从未被清算。特工队员的日记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些青年的梦想和理想主义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的证词。本书不仅是作为特攻队员和其他无数战争受害者——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安魂曲，而且也是一个警示，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