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翻开几页，已经被作者的文字擒住，他不经意间把一本历史书写成了一本哲学书，这是历史学家难以提炼而哲学家又无法深入的高度。文章时轴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到今天，思想一以贯之：无时无刻不充满温情的人文主义。只可惜文章没有篇章写东方城市文明，也是此书的一大遗憾。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掩书良多感慨，下面仅就七个方面谈谈我对城市发展历史的看法。
一、城市的萌芽——固定的据点与神祗的家园
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期，人类疲于应付大自然中的天敌，居住在岩穴树巢中。随着打磨工具的进步，人们移居到临水而开阔的土地上，并搭建简易的房舍，已经成为常态。城市——尽管定义至今不清晰——其产生必然是汇集了众多人口之后的事情。
当原始人的野心被广袤的土地满足，料想他们不会向往众人拥挤在一片狭窄土地上的生活。果子、猎物的充裕使得某一支母氏家族成员增加，迫于拓展领地的需要，他们很快把手伸到了别人的地盘，那么一场厮杀将会突如其来。慢慢地，苦于失败的一方会退居高地或吸取经验坚壁高垒，而胜利的一方把搜刮来的战利品囤积起来据为己有，在周围摞成石墙以防不测。
城市萌芽的另外一条线索，需要联系人的心理发展历程。早期的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存活下来，坚信自己的幸运是来自于神灵的护佑。这并不奇怪，论体格，单个人是无法战胜大型食肉动物的，而事实上人类却在这场殊死搏斗中漂亮地绝灭了众多的大型物种。人们供奉神，需要一定的空间来进行仪式性地献祭和声势浩大的通灵性质的表演，来彰显他们对神的敬畏和虔诚，而地点往往是固定的。就像古代的底比斯，即使埃及的国都变来变去，底比斯作为神祗的家园源远流长。
二、宗教和战争：忽悠的橄榄枝和你争我夺的利益
宗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节点应该是宗教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谋划时——那么变质的崇拜只能理解为人们跪拜在自己的奴性上。因为原本助人为善的教义只存于虔诚的教徒心中，而投机者趁机谋得利益，这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在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他认为人最大的成功是合作，而合作的触因是部分“天才”的摇唇鼓舌——忽悠。若要赢得公众心悦诚服的顺从，同时又无须耗费过分的政治监督，行政管理当局开始必须创造一种慈善、扶助的局面——宗教，使之足以唤醒一定程度的情感、信任和忠诚。一旦麻痹的效果初显，他们立刻摘下魔鬼的面纱大肆牟利。这样的事实在历史中俯拾皆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发放赎罪券，都是人们在忽悠中满腔热血地战斗、心甘情愿地被剥削。印度教、伊斯兰教、乃至佛教，他们都有麻痹神经，安于困顿的效果，底层的民众成为了温顺的绵羊，安于命运的摆布。对于生活于城市中的人来说，这样的麻痹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从表面上看城市治安一片大好。今天人们匍匐于金钱的虔诚，大概是另一种物质主义的新信仰。
战争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需要用“战斧”理顺的必然选择。一般而言，战争理由赤裸裸：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而有时候仅仅为某个“信仰”而与别的信仰群体发生冲突，可能只是表象。城市在豢养军队、修筑固若金汤的堡垒、挖掘深不可测的壕堑方面起到无与伦比的作用，这些设施的修建也使城市的自我保存功能日益完善。此外，这些职业化的军人是国家供养的消费者，对于军人基本需求的供给，往往会使城市手工业、商业变得繁盛起来，就像罗马帝国在震慑外邦是所做的，在巴黎、伦敦设军镇，成就了后来一批伟大的城市。另外军队征服外邦后所掳掠的战利品，尽数纳入城市，贵族的挥霍同样成就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
三、地缘影响城市发展
城市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外部环境不仅决定了此地诞生城市的可能性，也会影响城市景观和社会结构。
巴比伦，是古巴比伦人建立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狭窄平原上的伟大城市，其西面是内夫得沙漠，东面是扎格罗斯山脉，北面有托罗斯山脉，南面是波斯湾。如果说在西、南面自然条件隔绝了可能的敌人和征服者，那么东、北部那些并不算高的高原可能招来侵略者。所以这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早早就拥有了城墙，以防止外部的敌人肆意掳掠。
而在古埃及，当上、下埃及完成统一，国土西界便是撒哈拉沙漠，在南边是微不足道的势力，在东边的敌人想要入侵，必须通过今天已经疏通为苏伊士运河的狭窄走廊。而相当时间内，埃及人并不知道近在咫尺的东方和海的对面有强大到足以灭国的敌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城市体系串珠般分布在尼罗河下游平原，但是几乎看不到城墙来区分乡村和城市。除了供奉日神的底比斯，其他城市的寿命极其短暂，除了对金字塔格外上心外，在城市方面的建设，埃及人缺乏巴比伦式的热情。
希腊文明最早在克里特岛冉冉升起，规模较小的城市已经有模有样。这种小城市的传统染及希腊半岛，那里的人们很快接受“小国寡民”的形式，闻名于世的雅典、斯巴达，其规模比今天中国Ⅱ型小城市甚至更小（中国标准：小城市一般是小于50万，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如果看希腊半岛的地形条件，你会觉得这种格局并不意外。希腊境内多山，四分之三均为山地。城市的发展需要有足够多的农业粮食，而粮食需要仰仗临近的肥沃腹地。一个腹地并不辽阔的城邦，想在多山的环境下控制多个山间盆地，往往会在合纵的策术下陷于万劫不复。希腊半岛上的城邦在外敌入侵时会一致对外，但是内部的统一谁也别想，就算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把亚非欧的土地连在一起，把地中海变成内海，他依旧保留了老师（亚里士多德）理想的城邦制，统一如昙花一现也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的城市文明最早出现在河内、河洛、关中地区，那里有疏松的利于耕种的黄土层和丰沛的灌溉用水。当周王分封各国，以国为单位，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国进入城市的快速发展期，同时也培育了不同的地域单元，其经济基础容许盘踞于上的封国独立建国称王。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足以证明：地形所赋予中国城市体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天然存在离心力。但是中国的地形单元大小不等，一般控制了中原核心区和关中两块巨大地域单元的政权，统一天下就易如反掌。而这个过程于公元前年由秦国完成，以后的分裂之所以成为小插曲，无非是大的地形单元依然可以威慑小的地形单元。中国的地缘环境与两河流域有些相似，那就是既有自然天限，如东边和南边，又有来自其他方向上的入侵压力，如西边和北边，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南边有大片富庶的缓冲区，城市可以次第蔓延至南方的海岸，新城还延续了北方筑城死战的传统。而巴比伦人不仅没有缓冲区，连手头已有的土地还在变暖变干，城市的温床慢慢变成了坟场。
四、城市的文化：从生动的“混杂”到死板的“单调”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论及城市的好处总是惜字如金，但他高度赞扬了城市保存文化的历史功绩。认为“那种对历史和珍品的保持力”，是“大城市的最大价值之一”。一个真正有文化的城市，人们总愿意去瞻仰伟大历史人物的雕塑，拜访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进入一所百年老校见证学生传承文化的片段，在一条历史街区流连忘返，驻足于古老宫殿和亭园若有所思。依靠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正说明文化比之建筑物和制度更具有经久性。
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是一浪席卷一浪的。在文明的“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诸子百家都在宣扬自己的学问，文化的盛宴是时代亟待变革的高潮，这种文化在混乱中异常“生动”。而今天我们在铺天盖地的论文、杂志、购物单、申请表等的“白色瘟疫”下，受够了千篇一律的技术精致主义，精神站在一旁瑟瑟发抖，以至冻僵在死板的单调上。当古代的邮驿制度被飞速发展的通讯技术阉割，我们对信件的感情是多了恐惧而不是感动。足不出户的广播、新闻，似乎口味多选的电视剧和电影，其内容在制造无聊方面功不可没。文化内涵乃至皮毛已经被商业挖掘，被涂脂抹粉后登上走字屏、商厦前的巨幅广告、随手发放的传单、演唱会中场溢出的手机宣传片，每一个代言人都带着牙膏广告似的微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在某些方面的进展令人作呕，就算不考虑个人的感受，所谓的创新正在剥蚀文化的核心，这是国家在强化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特色的城市时所必须警惕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城市，在榨干、吃净、吸髓其经济价值后，将迅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无人问津。
五、商业是果不是因
商业的发展，自然是人类生活较为集中后的事情，城市是商业继续得以发展的寄主，所以商业是果不是因。
最初，在城市的设计者看来，商业和居住区应该是截然分开的，商业是“计划”中的一部分，所承担的任务，是为市民提供必要的衣食住行的物资，商人在买进卖出间赚取利润。后来，城市的上层人士把战利品拿来挥霍，商人开始大发横财，赚的盆满钵满。后来他们售出马匹、盔甲、武器，他们的利益代表在国王面前拍胸脯说此战必胜。对商人的利益而言此话不虚，在兵士浴血奋战中，商人数着钞票称赞城主和我王的英明。
后来，城市的世俗化进程大大加快，宋代开封城的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墙已经推翻，勾栏瓦肆自不在少，商业开始全面融入人的生活；而在西方的广场上，小摊小贩们开始在广场上吆喝叫卖。今天的商业已经从意识层面围攻人类，原本满足实用的人类，现在要讲求时髦，这个概念依靠广告和别人挑剔的眼光植入，你可以常常看到俊男靓女穿梭于不同的商品、衣服店，疯狂购物或者目的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眼睛、“凑凑热闹”。
六、阶级金字塔
阶级的分层就像同一片原始森林中，有参天大树也有矮木灌丛，虽然阳光依旧普照大地。阶级的分层是职业分工后的最大恶果，柏拉图其《理想国》中，认为理想的社会需要把人嵌套在某一种职业上，至死方休。虽然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金字塔已成事实：不能指望人人都去狩猎维生。
相似的事实：付出同样的虔诚，却未必受到神等额的眷顾，印度教的教民被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种姓的“贱民”被排除在外。如果僭越等级生出来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同样，在世俗政权的中国，士、农、工、商的分类由来已久。元代又有细分，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欧洲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四个等级。
如果仅仅从道义上看等级制度，那无疑是人类的污点，是对人权的蔑视和戕害。但在制度并不完备的古代，专制以及政教合一的国家，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体制来实现政令下达和层层压制，在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赋予统治阶层永世富贵方面“卓有成效”。世俗政权会自下而上留下部分的孔径给底层以希望，而政教一体的国家会以“此生的幸福是上辈子造的孽，今生要用苦难获得来世的幸福”麻醉人民，在今生不给任何希望。城市的井然有序是建立在众人的服从和麻痹之上的，今天的人们，依旧是被吹胀的梦想和金钱化的前程蒙蔽了双眼，兢兢业业的人在平凡的一生中劳心劳力，坑蒙拐骗一夜暴富的人纸醉金迷，所谓的道德似乎具有深深的阶级烙印。
七、城市规划——危机与新生
城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是危机与新生并存，守旧和创造与共。
前文已叙，在城市的胚芽期，城市一方面是用来防卫外敌、囤积战利品，另一方面作为神祇的家园以供奉和祭祀万灵。相应的城市景观——坚固的城墙、壕堑、营房、仓库、城市头脑们的大殿、祭坛、神庙——已经初具规模。
如果刚开始只是顺势而为，混乱不堪、缺少规划，那么后来的景观有了明显的设计痕迹。那些规划者们有意或者无意地讨好城市的主子们：建设恢弘大气的殿宇，在殿前推出一片广场，树立城主的雕像，铺设宽敞的大道，以彰显统治阶级的威严。这在世俗化较为明显的中国极为普遍。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的中世纪，宗教建筑处于城市中心，如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罗马的万神庙，欧洲中世纪高耸的教堂，中国则把天坛放在皇城的附近，坐北朝南。这种规划设计促使城市具有基本的骨架。
城市住房拥挤，人口众多，要解决吃喝拉撒住，并不是一间容易的事情。给排水系统的建设是城市扩张最先遇到的危机。古罗马人野心勃勃地建立了自己的大型输水设施和排水沟，首次向台伯河右岸不断增长的人口供水，其规模之宏大和坚固前所未有。但是它们就像堂皇的高速公路一般不接受来自乡道的车流，罗马的大排水沟也不同一层楼以上的厕所相联通，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不同居住拥挤的公寓相连通。后果可想而知，瘟疫喜欢上了这个有点气味的天堂。当工业革命来临，铺设地下管网，深挖坑道似乎解决了城市的发展难题，但是粪尿中的氮元素被冲水马桶稀释，无法惠及周边用作农业的土地。
交通如城市的血脉，伸展到哪里血肉立刻生长，日渐丰满。筑城技术源于筑城，最先应用于城外的道路。在公元前4——前3世纪，罗马就建筑了第一条真正的罗马大道——阿皮亚大道，中国在秦一统天下后，修筑了南起咸阳北至九原郡的秦直道。但在城市的交通上，罗马城的拥堵和车马哒哒的噪声，让罗马皇帝决心施行交通管制，乃至索性限制车辆进入城区，以换取安静的夜晚。中国的长安城，似乎明白城市道路必须修得无比宽阔才能避免拥堵，考古发现长安城最宽的街道——横街——可探测的宽度有米，今天的八车道都难以匹敌。今天，交通拥挤几乎成了大城市的通病，新一轮的危机需要意识或者科技的另一轮新生。
城市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行政区、教育区、绿化区等的优化配置，具有极大的魔力。在唐代，住宅区和商业区被隔绝开来，到了北宋这种隔绝消失，商业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同样，罗马的广场从小摊小贩的禁地变成乐园，中世纪的妇女在教堂做完弥撒和祷告，一出门左转就有林立的商铺可供添置生活用品。可见人性地配置土地利用方式，不仅便于市民，也能焕发城市生机。手工作坊被机器工厂代替，今天的工业区被称为城市的发动机，但是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兴起的污染之城，正在葬送“城市”的美好未来。倡议建设花园城市、田园城市的努力，是城市的另一种新生，但是绵延的城市带正在瓜分乡村的土地，这样的提议是否是剜肉补疮？那么未来的郊区是应该辟为菜园还是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盖起幢幢大楼？利益之争可谓云遮雾绕，那些曾经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祖先，一定不会看好我们对“美”的扭曲和“真美”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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