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WilliamSomrstMaugham

如果要问今年出版圈有什么大事的话，毛姆的书变成公版，应该可以位列其一。每年出版社的编辑们都会盘算着，来年又有哪些作家的书就变成公版了，50年的公版保护后，或许能又一次迎来某位作家的出版井喷。

不过，这么形容毛姆，也许并不合适。毛姆的流行，在他去世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似乎就从未有过间断，而公版期的到来，大概更像是为这股热又添了一把柴火。其中就包括了《毛姆短篇小说全集》的出版，目前刚刚出版的是全集的第一卷《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之后还有另外三卷，算是填补了毛姆短篇全集在中国市场的空白（此前皆为选集），全集为全新译本。

而就像这套全集的译者陈以侃在后记中所言，毛姆被引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我清楚自己的位置，二流作家的最前列。”于是，关于毛姆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在半个世纪后，依然争论不休。人们大可以说“你看，毛姆自己都这么说。”

不过呢，陈以侃溯源发现，毛姆本人其实并未说过这句话，这话的起点可能来自于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他曾经在文章里说，毛姆下笔全是陈词滥调，他确信毛姆是个二流作家。两年后，“二流作家”的言论不知为何就被变成了出自毛姆之口。当然，也有更狠的人，比如英裔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他说毛姆日复一日按斤按两地产出三流文字。

《生活》杂志中的毛姆

其实关于毛姆到底是几流作家，这真的是非常主观上的判断。但是有句话确实出自毛姆之口，那就是“我等待的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解释为什么我缺陷这么多，却这么多年拥有这么多的读者。”是啊，是什么原因让毛姆一直持续不断地被出版和阅读，让他一直拥有那么多的文青读者？不如，还是从《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这本新书说起。

33.4万字的《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共收录了30篇毛姆的短篇小说。第一篇的《雨》是年毛姆在香港创作的，最后一个短篇写于年的纽约。在这些小说里，毛姆带着我们在世界各地穿梭，他本人在排序时以故事的发生地为逻辑，以避免读者突然从中国到了秘鲁后又突然跳回。“这样我希望不管我把读者带到哪片遥远的土地上，他都能或多或少感知自己身在何处。”那就让我们从《雨》这个故事开始讲起。

一艘前往阿皮亚的船，因为麻疹的出现，而被拒绝入港，被迫停留在一个殖民地小岛上。船上的迈克菲尔医生及他的妻子，是传教士戴维森夫妇唯一肯往来的对象，这让迈克菲尔夫人觉得多了几分面子。传教士夫妇不喜欢和吸烟室里的整日喝酒打牌的人们打交道，他们也厌恶一切“伤风败俗”的举止。

登陆小岛后，传教士夫妇认为应该禁止岛上只在裆部裹一条红色棉布的居民装扮。“但它很适合这里的天气啊，”医生忍不住说道。传教士夫人却用刺耳的高音回应说，在他们传教的那些岛上，已经基本消灭了拉瓦拉瓦（阿皮亚的传统装束），女人都穿上了罩袍，男人都穿上了裤子和背心。“只要不是每个十岁以上的男孩都穿上裤子，这里的岛民就永远谈不上彻底地接受了基督教。”传教士曾经在一份报告里这样写道。

当然不只是拉瓦拉瓦，传教士要让自己教区范围内的全部子民都足够虔诚，不来教堂会被罚款、跳舞会被罚款、衣衫不整要罚款……

因为不知道要在小岛上困多久，传教士夫妇和医生夫妇租住了当地混血儿霍恩的房子，一同租住霍恩房子的，还有同一艘船上的二等舱乘客汤普森小姐。很快，他们就发现整日在房间里高声放着唱片、宾客满堂的汤普森小姐其实靠着皮肉生意在维持生计。这显然触犯了传教士的底线，他跑下楼去找汤普森小姐，换回的一罐啤酒，只不过是从头上浇下来的。

传教士决定对汤普森小姐进行“拯救”，换回的却是不屑一顾，当然这难不倒他，他开始借助权力的力量，逼迫当地总督将汤普森小姐遣送离开。

在医生夫妇的面前，传教士抱怨总督办事不力，“我猜你是想说他居然敢不对你言听计从。”医生半开玩笑地卖傻。

“我想让他做对的事情。正常人应该不用多费口舌就懂了。”

“但什么是对的事情，每个人看法会不一样吧。”

“要是一个人腿上生了坏疽，还有人犹犹豫豫不肯截肢，你会不会生气？”

“有没有坏疽毕竟是客观的。”

这不是传教士和医生的第一次争论，几天后，传教士又对医生说“如果你认为我行事不公，我会很遗憾的。”“我一点也不怀疑，你对自己的评价那么高，我的意见哪里影响得了你平和的心境。”医生不明白，传教士为什么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汤普森小姐也不明白，为什么传教士一定要让她搭下一艘船离开小岛回到旧金山的妓女收容所，“你为什么不能随我去呢？我又没有碍着你什么。”随着启程的日期越来越近，曾经欢快活泼的汤普森小姐开始枯萎。

故事的结尾以传教士的自杀和汤普森小姐的复苏而告终，她又开始在房间里听起了唱片。医生闯进汤普森小姐的房间，汤普森小姐冲他喊道“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肮脏下流的畜生！一个个都一样，一模一样。畜生！畜生！”医生倒吸一口凉气。突然全都明白了。

之所以把这个故事简略加以复述，是因为这篇小说几乎奠定了《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整本书的基调。毛姆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将《雨》中“传教士”化身为各色人等，他们可能是上流社会的待嫁小姐，可能是一辈子辛勤工作努力攒钱的律师，可能是法庭上放弃掉显而易见真相的陪审团中的一员，也可能只是生命里偶然一瞬间擦肩而过若干年后又重逢的贵妇人……

而毛姆呢，他有的时候以《雨》中“医生”这一角色介入，对这些人进行观察，偶尔还忍不住跳出来问询，便如医生与传教士的这些对话。更多的时候，他直接以“我”的身份介入其中。是的，毛姆这些短篇小说中的“我”，其实就是他本人，不仅仅满足于小说家的特权，借用上帝之手去摆弄自己笔下的人物，这个观察者时常自己跳出来，讲述所见所闻，如果你仔细阅读，偶尔还能在不同的小说里找到“我”的连续存在。

那么，毛姆或者说“我”，到底想要在这些小说里表达什么呢？大概在小说《幸福的人》开头的这段话，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

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是件危险的事情，政客、改革者，或诸如此类的大人物，总想把一些措施强加于自己的同胞之上，要纠正他们的礼仪、习惯或者对事情的看法，我常疑惑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我是连建议都不大敢给的，若对这个人的熟悉程度不及你了解自己，那你又凭什么去指导他呢？可天知道，我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对别人更是一无所知。对于身边人的想法和情绪，我们也只能揣测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塔中的囚徒，以此构成人类社会，但彼此交流时用的约定俗成之符码，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意义又不尽相同。人生遗憾在它只能经历以此，错误往往不可挽回，所以我又何德何能，可以教给某某某他的活法？

”

毛姆本人应该对“传教士”类型的人深感厌恶，传教士或许是赋予这类人的一个极好的职业，在《雨》中的这位传教士以宗教之名认为自己守护的价值皆是真理，一切与“真理”不符者皆应被救赎，传教士喜欢将“我必须尽己所能拯救他（她）”挂在嘴边。而当自己的力量无法“救赎”他者时，他便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权力进行压迫，以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倒是医生时不时跳出来讲些有人情味的言语，比如当传教士夫妇在轮船上不屑与打牌喝酒的人往来时，他说：“他们那个宗教的创始人倒不像他们那么瞧不起人。”

当然，毛姆没有忘记给“传教士”们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雨》中的传教士最终没有战胜自己的肉身欲望，也成为了汤普森小姐皮肉生意中的一员，他又无法在生命里与这一事实共处，只能选择自尽。

毛姆也有将看上去一本正经的结局赋予其他的“传教士”们，比如在同名小说《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这一篇里。心心念念等着未婚夫爱德华从塔希提岛赚大钱回来成婚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她用自己一丝不苟的诚实和正义来要求他人，一旦别人的行为有任何一处不合她意，没有什么批判比他冰冷的沉默更为严厉。”

暗恋伊莎贝尔的贝特曼最终决定来到塔希提见见好友爱德华，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迟迟不归，他们以为是因为爱德华没有赚到足够的钱，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贫穷的爱德华归来。

然而，贝特曼发现，爱德华已经完完全全融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不再以事业的成功作为奋斗的目标，穿起了纱笼戴着玫瑰花环，只是在一家布店当着活计却心满意足。贝特曼吓坏了，他对爱德华说“这不是一个男人该过的人生，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明天就跟我走吧，爱德华。你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错误。这不是你应该过的人生。”

“你口中的这种人生，那种人生。你觉得一个人最好的活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什么，我从来不知道这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当然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勤奋工作，完成国家和他的职位交给他的任务。”

“他的奖赏呢？”

“他的奖赏就是心里知道他达成了给自己设下的目标。”

“这些在我听来都有点过于郑重其事了。”

爱德华当然没有回到美国，他继续呆在了塔希提岛，事实上毛姆给他接下来的人生规划得富足且安康。贝特曼回到美国，不久之后与伊莎贝尔成婚，他们共同感叹“可怜的爱德华！”

当然，读到这个结尾的时候，读者已经难免会在心里偷偷问一句，“究竟是谁比谁可怜？”毛姆不惜用一些戏剧般的转折、结尾，来强化自己对“传教士”们的厌恶。在他的笔下，那些看起来不按常理出牌，那些享受人生，那些更接近于真实对生活有感受力的人们，其实结局都还蛮好的。

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有些过于好，好到不够真实，好到那是现实生活里极低概率才会出现的事情。好到有时候其实破坏了作品的某部分的完整性，让一些因果报应来得太过于简单，让一些对人性本可以有深一层挖掘的地方常常戛然而止。在揭露传教士们道貌岸然的生活的同时，给予自由真实生活的人们好的结局，看似挖掘了人性，其实也是另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当然你也大可以说一句，那又有什么关系，反而这都是小说家自己说的算。

当然了，即便是在毛姆已经故去半个世纪后，“传教士”们不是依然还比比皆是吗？

[英]毛姆著陈以侃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0

我也不喜欢“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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