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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颉

审核：陈晨

主要参考资料主要来源：

1.《费加罗报》年10月15日版

2.《费加罗报》年10月16日版

3.《费加罗报》年10月17-18日版

历史回顾

图片来源：《费加罗报》年10月17-18日版，p.15.

中国古人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社会规范，而古罗马人则把对黑夜的态度固定在法律里。早在古罗马时代的《十二铜表法》里就有一条规定：让日落成为时间的终结。(Quelecoucherdusoleilsoitletermedutemps.)李维在《罗马史》中讲述过关于古罗马取消起源于意大利南部酒神节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当时的古罗马以乱性的名义取消了给人们提供夜间活动机会的酒神节，实则是担心夜间活动会成为滋生各种颠覆共和国阴谋的温床。16世纪的巴黎，社会治安没有保障，年因在巴黎市夜行而惨遭不测的人数高达人。[1]直到路易十六时期，巴黎的治安才有所改善，即便如此，人们夜间出行的自由依旧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限制。无论是古罗马以“淫乱”为名取缔酒神节，或者中世纪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人们夜间用火，还是16、17世纪因为街道夜间的不安全问题而限制人们出行，抑或是一战和二战期间因为公共秩序和安全问题而采取宵禁，这些事件的共同点都在于以安全为名，通过限制自由的方式去维护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人身安全。

虽然在法国历史上，宵禁属于一种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然而事实上直到19世纪50年代，宵禁这种手段才逐渐合法化。当时占政府多数的左派、尤其是激进左派在密特朗和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主导下合力通过了年法案，从而使得宵禁政策合法化。宵禁的合法化是建立在《国家紧急状态法》的基础上的。年到年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的民间武装力量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也使得宵禁被广泛应用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地。本世纪以来，年法国本土遭遇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以及年法国海外省留尼汪面对黄背心运动引发的混乱而手足无措时，政府都采取过宵禁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政策。一些法官纷纷表示越来越频繁地启动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会不断地扩大法国政府的行政权，破坏三权分立原有的平衡。然而面对危机，除此之外又没有更好的良药。毕竟没有能力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社会危机的国家必然无法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大灾难。

《费加罗报》副主编伊夫·特雷阿尔（YvesThréard）在10月16日的头版专栏里认为法国政府扩大行政权限制人民的一些基本自由的确会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但在危机时刻这些政策还是得到了认同。但令他担心的是，如果之后这些极端措施并没有取得相应成效，那么法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将不只是限制自由导致的经济衰退问题和社会不满了，还可能是人民对马克龙政府的信任危机。[2]那么在这场抗疫战争中，法国政府从为此“负责”到因此“负罪”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1]《费加罗报》年10月17-18日版，p.15.

[2]《费加罗报》年10月16日版，p.1.

政府高官被调查——责与罪的边界

虽然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是法律的基本原则，甚至是最低限度标准，然而法国大众舆论是不会在乎程序正义和无罪推定之类的抽象法理的，他们仅凭内在直觉或对疫情发展到如今的个人观察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审判”了。

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司法部门迫于舆论压力随即展开了对现任法国卫生部部长奥利维尔·韦兰(OlivierVéran)、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Philippe）及前卫生部部长阿涅丝·比赞（AgnèsBuzyn）等人的调查。这些案件将由法国专门审理部长级官员案件的特别法庭，即共和国司法法院（laCourdejusticedelaRépublique）负责调查审理。高等法院派出88名调查员搜查了前总理、现任及前任卫生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的住所，检查和取证他们的所有通信设备和工具。迄今，高等法院下属司法部门申诉委员会已审查了针对部长的90宗投诉中的53宗，其中34宗被认为不可接受，故不予立案，另外10宗已经结案。这些案件中来自民间的指责主要是针对法国政府领导在疫情之初控制不当、对卫生物资的调度不力等问题，一旦罪名成立，这些政府部长级官员可能面临两年监禁和罚款。

法国民间对政府的指控多种多样，但都是围绕政府抗疫不力而展开的。而司法调查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界定责任归属问题。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政府是权力最小的政府，但并未对政府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权力最小化是否意味着责任也最小化了呢？专栏作家与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那么最好的政府到底是管的最少的，还是负责最多的呢？也许在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政府是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的政府，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权力是无法负责的。

法国政府的行政权受到多种限制，所以无法在疫情并未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就大刀阔斧果断行事。然而，民众却从疫情造成的结果倒推最初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忽略了法国政府权责的特点和有限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来自民间的指控，多一半未能立案的原因。实际操作中，高等法院的这次调查则是围绕两个主要且明确的责任问题展开的：一是口罩问题，即政府对国家公共卫生物资的储备和调度问题；二是追责问题，即在疫情爆发初期，政府依旧照常展开了第一轮市政选举，因为这次选举可能是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政治文化自古就有对政治家不领情、不信任的传统，例如，古希腊的执政官、马拉松战役的指挥官阿里斯泰德，在波西战争中为希腊做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地米斯托克利，他们都曾受“陶片放逐法”流放。阿里斯提德被放逐的第五年因波西战争被召回国，而地米斯托克利则没有那么幸运，他终生未能回雅典。另外，还有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大西庇阿，他因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然而不久后却连续几次遭到护民官检举，不得不接受审判。大西庇阿虽然利用个人威望成功脱身，但精神上受到打击的他决定离开罗马，隐居在罗马前往那不勒斯途中的利特尔卢姆的别墅中，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西庇阿临终前拒绝被葬在阿皮亚大道沿线的家族陵墓里，他说：“不知感恩的祖国，你们有何资格拥有我的遗骨。”他死后两年贪污公款的罪名才得到平反。[3]“陶片放逐法”属于直接民主，护民官也间接代表了民意，但却因为民众的健忘、多变和趋利，这些西方历史上的伟人承担了与实际不符的罪与罚，可谓高处不胜寒。然而也正是因为民众的监督，虽然有时是些“神经过敏式”的监督防范，才实现了对西方统治者的“驯化”，才“迫使”千千万万的政治家更好地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国政府应当为疫情负有怎样的责任，司法部门最终会做出合理的裁决，然而这些部长级政府官员如今面临的大大小小的指控，给他们的名声造成的负面影响，给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麻烦，甚至心情上造成的阴霾和压力也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真实存在和无法避免的负担。

[3]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II：汉尼拔战记》，中信出版社，年，p..

卫生危机与社会危机

马克龙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他带着雄心壮志和复兴法国的计划，先后推出燃油税改革、失业金改革、养老金改革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措施，却激起了长达数月之久的黄背心运动和以法国铁路公司、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牵头的全法大罢工。年的全球疫情更是加重了法国社会本已千疮百孔的社会危机和裂痕。

首先，在疫情期间，政府的抗疫能力受到严重的质疑，高死亡率、医疗物资战略储备匮乏、分配不足、无效率等问题，深深地暴露出法国医疗系统的体制性问题。其次，为了弥补疫情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政府对企业和失业人员实施的一系列补助和救济的福利政策，更加重了本已负担沉重的财政问题。虽然部分民众因为享受政府的福利得以抵抗危机所造成的不可修复的伤害，然而更多的民众却为政府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忧心忡忡。再次，一方面，法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不得不限制民众的自由，行政权的扩大，引发社会各界的争议，经济和安全孰重孰轻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另一方面，社会中很多群众个体却为了逞一时自由之乐而成为病毒载体加速了病毒的传播，这也引起更多人思考公民应该享受的自由和需要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法兰西共和国的各种价值观再一次受到挑战。公共卫生危机的后面，隐藏着的不仅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更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危机。

如何把法国民众团结起来，让他们恢复对共和国的信心，是马克龙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是否可以连任下一届总统的关键。

编辑：侯宇琼

责编：王娟

审核：杨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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