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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从来不允许用‘白’来定义哲学。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高尚的想法，而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

近日，某享有盛誉的英国高校学生发出思想去殖民化的呼声，迅速引爆了社会舆论，巨大的震荡让人们似乎可以透过手机屏幕感受到巨大的混乱。约翰·麦肯罗式的破口大骂再次出现在每日邮报的头条上：“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就是在玩过家家！把柏拉图和笛卡尔踢出大学课堂，真的想要自爆家门吗？”一向“温文尔雅”的泰晤士报附和道：“恰恰如此，西方哲学在他们的“政治正确”面前不过是些又“白”又“雄性”的东西。”[1]每日电讯报一插上嘴就会喋喋不休：“他们知道他们是在挖西方社会的祖坟吗？这是要把爷爷辈们骨灰给扬了啊！这，你能接受他们把康德、笛卡尔和柏拉图一巴掌拍死的强盗逻辑吗？如果仅仅因为他们是白人，那干脆让他们自己把自己拍死算了。”

媒体们“高贵”的愤怒，让泰晤士河的波浪也翻滚起来。

图1英国各派报纸一览

泰晤士河畔的“某享有盛誉的英国高校”，正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根据媒体采访中苦不堪言的大学教授们的说法，学生们在课堂上打出“思想去殖民化”的标语，大张旗鼓地对教学大纲发动“圣战”。学生们把炮口对准柏拉图、康德和约翰·洛克的行为一经曝光，惹来了社会上的众多非议。BBC2台一如既往地继承光荣传统，组织了一场“让老哲学家们滚蛋”的辩论赛——事后这场大吹大擂被证明是巨大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媒体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炒作当中。席间，一位姓安德鲁斯的教授语出惊人，直接讽刺亚非学院是“白人的学院”，而其设立的课程则在给“白人至上”的观念“布道”。

媒体的咆哮，自然而然地也引发了校园内部的巨大愤怒。亚非学院世界哲学学科的科目组长珊·霍桑反驳道：“这些报道虚假到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我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学生宣称白人思想家及他们的思想应该被扫地出门”无独有偶，霍桑博士的负责的世界哲学科目恰好是该院唯一一个获准授予哲学学位的科目，“学生们很清楚她们的科目学习和欧洲哲学家的思想息息相关。”

“我们从未企图将欧洲思想拒之门外”一名博士二年级生和一名所谓“思想去殖民化运动”成员这样表示，“我们只是否定将它们过度神化，以反对哲学上的盲目崇拜。在我们看来，这完全是有理可循的公正诉求。”

既然学生们对媒体事实说不，那么一众甚嚣尘上的头条的底气又从何而来？难道如他们所说，该学院以后将不再教授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批判了吗？难道学者和学生们果真“沆瀣一气”将白人哲学以“白人”的罪名永除史册吗？欧洲哲学在全球化和世界洗牌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二）

“我的课程大纲明确告诉我：在下个学期的政论学习中我和我的学生将会学习26位思想家及他们的理论，而26位中的24位都将是欧洲思想家。”

我为了了解情况，特地去了一趟亚非学院。一名学生听到我的问话，走到我身边告诉我：“你会知道一件媒体们现在没有，也从未了解到的事情。”

伦敦大学亚洲与非洲研究所在年成立，彼时，卓越的英国战略家正在世界各地纵横捭阖。“研究所成立的目的便是协助西姆拉、喀土穆等地的英王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维持庞大帝国的运转’”亚非学院著名学者伊恩·布朗在其著作HistoryofInstitution中这样写到，“以及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培养卓越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军人、传教士、医生和老师。”亚非学院教授的课程则致力于帮助这些人学习即将去往的殖民地的权威知识，包括礼仪、宗教、法律和人民。

图2时任英国陆军大臣霍雷肖·基钦纳

时至今日，亚非学院的学生群体也变得更加多元，一半的学生来自海外的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半的学生拥有不同于白人的肤色。学院的课程也不再如以往局限于教导学生如何成为帝国的掌权者，而同时开始培养学生去建造独立的，后殖民地时代的社会。与此同时，亚非学院，因其设立的特殊目的和宗旨，也对比其他学院承担起评估大英帝国近代乃至古代历史的巨大责任；这样的责任，在学校高层看来，是一种对大英帝国精神衣钵的继承和传承。“我必须承认，这所院校及所有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多多少少受到殖民地化的思想影响”这句话出自约翰斯顿博士之口。作为学校中多重要的掌门人中的一位，她对此直言不讳：“正因为英国的大学是众多欧洲思想的溯源地，也因此长久地受到众多欧洲思想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英国大学‘思想去殖民化’的需求才会如此迫切——我们需要在课程和灌输的思想上尽可能削弱它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亚非学院内部的声音恰恰佐证了它是当今英国最富政治色彩的一所高校。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样的声音正好反映了包括亚非学院在内部分英国大学无法突破“殖民地化”思想的限制的群像：他们的课程，说的直率一些，过多地受到欧洲思想的羁绊，而失去了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思想进行吸收的能力。尼兰·沙哈拉是亚非学院的一名三年级生，在学生会工作中负责学生的“平等权益和人格解放”事务。她告诉我：“我在政论课上学习了26位思想家的生平及其思想贡献，在他们之中，只有甘地和弗朗兹·法农（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思想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人。”如此“特质”可能使学生们萌发了对欧洲思想支配的西方大学课堂的不满，他们也可能因此更加希望看到“不同于当下的、新颖的、去西方化的”教学方式和课堂。萨巴拉特南博士是亚非学院课程去政治化项目的总负责人，当我向她提及尼兰的难处之时，她出人意料地说：“当年我在牛津攻读PPE（贝利奥尔学院设立的政治哲学经济专业，被誉为社科类专业中的顶尖专业）时，学到的思想可远远不止来源于区区两位非白人思想家。”博士不仅对自己教授的专业很有信心，而且相信亚非学院在各个社科专业的研究上有远超于其他高校的水平，这大概源自于博士所说的教授和学者群体组成的多样性——39%的讲师和教授来自非白种人群体，这一数据远远超过其它英国大学的配比（梅根王妃年呼吁英联邦大学国际组织协会增加少数族裔教授时，萨巴拉特南博士对这个提议体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表示支持）。博士本人也明确表示将支持学生们发动的“思想去殖民化”活动：“我们必须认识到殖民地思想的遗产——即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在对学校的专业教授方面产生的影响。”依此论断：关于建立一个更加不同的、多元化的教学环境的呼吁在校园中是真实存在的，确凿无疑的。此外，更多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也应该得到重视和运用——众多欧洲思想起源于更为古老的东亚、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我本人也在三年前据此感想写作了一本书，称作TheQuestforaMoralCompass,希望能向我的同行和学生们引荐异于欧洲的众多思想：东亚的墨子、朱熹，西亚的路世德和西那，赤道的安东·魏尔海姆·阿莫和弗朗兹·法农，亚洲千禧之前的冯友兰和萨维帕里·拉达克里希南。这些令人尊敬的域外思想家及他们的思想，将为西方提供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以更加全面，深刻地审视和观察人类的过去。实际上，这场关于“课堂多元化”的争论并不是媒体描绘的那般空洞无物。只有少数人才会对“白人思想家”的污名化耿耿于怀，而更多的人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