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语言学通讯

朱健平刘松

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

摘要:艾乔恩的《墨子》英译是“企鹅经典”收录的少数几部中国哲学典籍译本之一。该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深度翻译策略的灵活运用,是深度翻译在中国哲学典籍翻译中成功运用的典范。本文详细考察了艾译中深度翻译的具体表征,探讨了译者综合运用译文内和译文外深度翻译策略阐发《墨子》中所蕴含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方式,试图从文本层面揭示艾译《墨子》获得成功的奥秘,为中国哲学典籍翻译提供参照。

关键词:深度翻译;艾乔恩;企鹅版《墨子》;中国哲学典籍翻译;

引用文献：朱健平,刘松.艾乔恩企鹅版《墨子》英译中深度翻译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40(02):99-.

作者简介：

朱健平,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翻译研究。

刘松,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研究、墨学研究。

01

引言

《墨子》是中国古代重要典籍之一,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为中国哲学贡献了最系统、最发达的逻辑学方法。胡适(HuShih:55)认为墨子“或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西方首位系统研究《墨经》的英国传教士威廉姆森(Williamson:63)认为“墨子的逻辑学思想足可媲美西方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如今,墨辩、印度因明学与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

尽管《墨子》精言宏论,哲理深邃,但却艰深晦涩,常令译家却步。直到年,《大中华文库》才推出由汪榕培和王宏合译的首个英译全译本。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在年先后出版由艾乔恩(IanJohnston,澳大利亚汉学家)耗费20年心血才完成的全译本TheMozi:ACompleteTranslation(以下简称港大版艾译)。这是首个由西方学者独立完成的《墨子》英译全本,甫一问世便赢得盛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专家评审委员会称其“界定了当代中国典籍翻译的标准”。

很快,英国“企鹅经典”(PenguinClassics)又在年推出艾乔恩《墨子》重译本TheBookofMasterMo(以下简称企鹅版艾译)。这是继《道德经》()、《孟子》()、《论语》()、《大学与中庸》()、《庄子》()后第六部入选“企鹅经典”的中国哲学典籍译本,一经发行便享誉学林,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壮举”(AsiaTimes),“对于当代哲学界而言,是对中国早期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PhilosophyEastandWest);认为该译乃“鸿篇巨制,成就斐然”(JournalofChineseStudies),“兼具可读性和准确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标准译本”(ChinaReviewInternational);“译文保留了原文的用词和修辞风格,读之引人入胜,令人爱不释手”(NewZealandJournalofAsianStudies)。

该译之所以能在问世不久便成为经典,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发现,与《墨子》其他英译相比,该译最大的特点是,译者在译作中综合运用了多种形式的深度翻译策略。这或许是它获得成功的重要奥秘之一。

所谓深度翻译(thicktranslation),是指“在译作中添加释义和注疏等辅助性材料,将翻译文本置于深厚的源语语言和文化语境中”(Appiah:)。该概念自阿皮亚(K.A.Appiah)提出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不少学者对其作了深入研究(如张佩瑶;王雪明、杨子;曹明伦;李雁;宋晓春;许敏;文军、王斌;周领顺、强卉;吴冰、朱健平等),其中李雁()、许敏()等对文本内和文本外深度翻译的区分对本文关于艾译深度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译文内深度翻译,顾名思义,是指出现在译文正文内的深度翻译,包括文内隐注、括号内加注、双行小注、脚注、段后评注、尾注等形式;除此之外的深度翻译即为译文外深度翻译,包括献词、序言、前言、导论、后记、索引、术语表、插图、附录、参考文献、封底推荐词等形式。与其前出版的汪榕培和王宏合译本(,以下简称汪译)和李绍崑(CyrusLee)译本(,以下简称李译)相比,港大版艾译和企鹅版艾译,无论是译文内还是译文外深度翻译,在类型上都明显地多于前二者;即使是两个艾译本,出版时间虽相隔无几,但其深度翻译在类型上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详见表1)。为了从文本层面揭示企鹅版艾译成功的奥秘,本文拟从译文内和译文外两个维度对译者所采用的深度翻译策略展开深入探讨。

表1.《墨子》四译深度翻译类型对比

02

企鹅版艾译的译文内深度翻译

译文内深度翻译的主要表征是加注。译注是译文内深度翻译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深度翻译最直观的体现(文军、王斌)。中国哲学典籍不仅哲理深邃,而且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添加注释对于典籍翻译而言至关重要,也是译者沟通读者与源语文化的惯用手段之一。但同时,译注的疏密和详略也与译者对假定读者的定位有关。艾乔恩将译本读者定位为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试图通过添加注释来加深读者对中国墨家哲学的理解,其译本中的注释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多,原作中但凡是术语、人名、地名、书名、历史背景等文化词项,均溯其源流,注明出处,译注多达条,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在企鹅版艾译中,这些译注又因内容和功能的不同而分别采用了方括号加注、圆括号加注、段后评注、尾注等不同形式。

2.1方括号加注:案本而译

括号加注是艾译中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深度翻译策略,它又可分为方括号加注和圆括号加注两种。其中,方括号加注又主要用于两种情况,一是补充原作中省略的内容,二是增加衔接性词语。

省略在古汉语中十分常见。因此,典籍译者在对原作进行句法分析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汉语隐藏和省略部分太多”的问题(吕叔湘:)。同样,《墨子》中名词省略现象也是俯拾皆是,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将原作中缺失的语法成分补充完整,否则会导致原文主语移位,产生误读。但补充的方式则因人而异,如汪译和李译多用文内隐注,而企鹅版艾译则多用方括号加注。例如:

(1)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节用上》)

汪译:Whenasageisinchargeofastate,thefinancialresourcesofthestatewilldouble;whenheisinchargeoftheworld,thefinancialresourcesoftheworldwilldouble.(汪榕培、王宏:)(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李译:Whenthesagerulesastate,hecaneasilydoublethebenefitsofthepeople.whenthesagegovernstheempire,hecaneasilydoublethebenefitsofthewholeempire.(Lee:)

企鹅版艾译:Whenasagegovernsasinglestate,thatonestate’s[benefits]canbedoubled.Onalargescale,when[asage]governstheworld,theworld’s[benefits]canbedoubled.(Johnston:)

例(1)原文承前省略了名词“利”,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一国可倍也”和“天下可倍也”。在处理这种省略时,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汪译和李译采用文内隐注的方式,不在译文中出现任何注释的标记,而是将所增补的信息与原文明确表述的信息融为一体,使读者感觉不到译者在此添加了信息。这种译法可以增强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使其获得友好的阅读体验。但文内隐注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模糊了原文与译文的界限,使读者无法判断译文正文中究竟哪些是原文所有,哪些是译者所加。反观艾译,它通过巧妙地采用方括号加注的方式,不仅起到了理想的补偿效果,同时也使读者知晓括号内的内容系译者所加。可见,用方括号加注来处理中国典籍中常见的省略现象显然比文内隐注要更胜一筹。

此外,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有时译者不得不在译文中增加一些起衔接作用的连词或短语来再现原文的逻辑关系。艾译在增加这类衔接性词语时同样采用了方括号加注的方式,以表明括号内的内容系译者所加。例如:

(2)(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企鹅版艾译:...[Conversely,]iftheseasonsoftheyeararedisastrous,thepeopleareparsimoniousaswellasbad.(Johnston:19)

(3)(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我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

企鹅版艾译:...[Likewise,]supposetherewassomeone,whowhenhetastedalittlebitterness,calleditbitter.(Johnston:92)

艾译正是通过采用方括号加注的方式,一方面补足了原文所缺损的信息,增强了译文内在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特殊的深度翻译策略,有意让读者辨认出这些信息是原文所无、译者所加的,从而让读者既能看出译文和原文的差异,又能看出译者案本而译的严肃态度,因而更增强了译本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2圆括号加注:直译存真

除方括号加注外,企鹅版艾译还频繁采用圆括号加注的策略。这种策略主要用于翻译《墨子》中包含独特中国文化价值或思想的核心术语,具体做法是:先将术语以汉语拼音“译”出,并以斜体凸显,然后在圆括号内添加其在某特定语境中尽可能多的解释。

例如,墨子为了彰显其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在《所染》、《七患》、《尚贤》、《兼爱》等多个篇章中频繁阐释“仁”、“利”与“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艾译在翻译这些概念时所采用的便是圆括号加注法:以“仁”为例,将《所染》中的“仁”(即“仁爱”之意)译为ren(lovingkindness,humaneconduct),《尚贤》中的“仁”(意指统治者给予贤能的宽厚待遇)译为ren(generous)。这样,便对不同语境中的“仁”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翻译。这种圆括号加注的方式,通过音译加直译的综合使用,不仅保存了墨家思想的真义,其妙处还在于,让读者通过斜体拼音的暗示,明白了这两个不同的意思其实均源自同一个概念“仁”,从而可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认识。

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承载着中国的思想、文化,更承载着中国的文艺、美学、价值观和世界观(朱振武:83),如何让西方读者透过文字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典籍翻译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译者常常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学西传初期的来华传教士们在将《论语》、《四书》等中国典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时,常囿于自身的基督教立场预设,有意对中国哲学进行神学化阐释,如将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和“义”分别译为基督教宗教色彩浓厚的宗教语汇“Humanity”和“Righteous”,将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直接译为体现基督教博爱思想的“UniversalLove”。后来的译者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时也基本上沿袭了传教士发明的这套译名体系。但这种译法的不足甚至危害早已引起中西学界有识之士的警觉。陈荣捷指出,这是“将中国哲学穿上西方的夹克和极为不合身的西式外套,是一个极大的错误”(Chan:)。安乐哲也对这些穿凿附会的解释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了这种译法的严重后果,认为这种现象若长此下去,“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许多西方式的假设,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最初,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框架里”(安乐哲:6)。而且,中国哲学之所以长期以来在西方遭受误解和冷遇,包括黑格尔在内的部分西方学者甚至不愿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应该说过去那种比附的译法难辞其咎。因此,如何选择恰当的语汇来翻译中国哲学术语,“避免基督教化、西方哲学化或文化利用型翻译途径,采取文化还原式的翻译策略如音译、创译和综合翻译等方法来彰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和财富”(杨平:77),让西方读者充分领略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是实现中西哲学平等对话的重要前提。

从这种意义上说,艾乔恩在翻译《墨子》中的哲学术语时所采用的“斜体拼音+圆括号加注”的方式,不仅可为译本自身营造出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而且还可使墨学等中国传统哲学不再因沦为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脚注而丧失其独特的哲学品格。这种务求存真的译法若能普遍采用并长期坚持,对西方读者理解中国哲学的内在义理和独特品格,促进中西哲学的平等对话,无疑将会大有裨益。

2.3段后评注:释疑解惑

艾译中,段后评注主要用于《墨经》和《城守》两章的翻译。《墨子》早在年就有了理雅各的英译本,后来梅贻宝()和华兹生()等也都陆续出过不同的译本,而且都在西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译本都不约而同地省译了《墨经》和《城守》这两个最能体现墨学哲学的部分,致使西方汉学界长期以来仅将《墨子》作为一种宗教文本来解读。之所以不译,大概因为这两部分含有大量的生僻字,且篇章结构混乱,历来被认为是全书最艰深晦涩的章节。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艾乔恩在翻译时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严复“按语”的办法,在每一小段译文后添加一个“Comment”(即“评注”),援引中西方权威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文中晦涩难解的词句加以解释,以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比如:

(4)Comment:Ontheheadcharactershuo,Grahamwrites:“Toexplain(shuo)inthedialecticalchapters...isnearlyalwaystoofferproofs;indeed,thereisnootherwordfordemonstrationinthevocabulary.”(Johnston:)

这样的评注在这两部分多达条,而且译者在援引相关学者的观点或解释时并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反复参详原作,比对众家之言,通过详加考辨,推断出某词或某句的真实含义,然后博采众长,并对觉得值得商榷之处予以标记。

2.4尾注:追根溯源

企鹅版艾译中还有一种突出的形式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