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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一口气推荐21种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确实家底厚实，十年前把90年代和00年代的一批系列书和10年代找专家新创作的专题小书，做成了这套“中国史话”丛书，已经超过种，每本书不超过10万字，涵盖范围极广。很好的历史入门读物，我按照星标来推荐，满分是五颗星。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中国史话·学术思想系列的21种，主要是关于古代学问和思想的历史书。以下是这个系列的读书笔记——

传统学术5本

汉字史话

作者：郭小武

推荐：★★★★

详实有条理的小书。摘录一段——

传统的观点认为，隶书是由小篆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产生的时代是秦。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大意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绝原有古籍以后，大肆征发徒隶，大兴徭役，官狱职事繁多，于是开始出现隶书，趋向于简约便捷，而古文从此就绝迹了。晋朝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书。”“隶书者，篆之捷也。”这些是说，和小篆相比，隶书是一种比较便捷易写的书体，由于政务繁杂、需要大量书写的缘故，因而就采用隶书书体，由普通小官吏协助书写，这确实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也有个缺点，好像隶书是突然间产生的，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帛书史话

作者：陈松长

推荐：★★★★★

最重要的帛书都在长沙。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长沙马王堆的汉帛书、敦煌烽燧的汉帛书，包含的内容几乎可以改变许多历史的叙述，就是重新阐释历史，对文献学也能带来很多帮助。

马王堆的帛书在内容上最多的是老子，因为汉初崇尚黄老之学，《道德经》自然是贵族生活的一部分，还有天文、历法、数术、地理、医药、卜筮、兵法等大量实用学问，这些研究明白了可真的让人开心啊。

训诂学史话

作者：周信炎

推荐：★★★★★

古代学问自蒙学开始，识文字识自然识风俗等；然后是小学，习句读学六艺背诵经典，音韵文字训诂是必修；大学则是把将小学内容更加进深，义理考据辞章，版本目录校勘，天文地理金石，等等，基本学问很有博物学的路子，但更重要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文官统治者。

训诂是学问中的豪门，一方面可以看作原创性渐渐丧失，一方面可以说是更看重阐释经典的魔力，所以起始的年代是西汉，刘歆、刘向父子，杨雄、许慎，都是大家。魏晋的士人有更多的时间用在这里，何宴、郑玄等人写的注释本身就成了一种权威性论述，再到后来逃避真学问却做出了极其精细学问的乾嘉学派一长串的人，用一辈子的功夫研究一些小问题，而后人花一辈子又研究不完他们的研究。这样循环下去可就糟糕了。

史学史话

作者：谢保成

推荐：★★★

中规中矩的论述。史学大国也是史学篡改的大国，后来的时代一代比一代更爱篡改更爱干涉历史记录，连同以前还可以秉笔直书的史官留下的信实可靠的历史记录也一并篡改，给后人留下大团乱麻。

中国的史学有许多的吊诡：文献极其多，却构建不起来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极其多，却没有把王朝的形而上本质研究明白的；每个人都喊着秉笔直书，却留下一团糟的篡改和权力阉割痕迹；历史经验无穷多，却只能看到前面几十年然后开始矫枉过正的实践；历史这么长，却又如此短见根本不给子孙留后路的自我毁灭操作比比皆是。

方志史话

作者：卫家雄

推荐：★★★★★

从这本书里面才知道的一个奇人——贾耽，唐代著名宰相、杰出的地理学家。

贾耽，沧州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曾任鸿胪卿，主持与各族往来朝贡，熟悉边疆山川风土，勤于搜集有关资料。官至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魏国公。为辅助德宗李适安抚四夷，治理天下，曾编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等。可惜，这些著述在宋代以后即泯没无闻了。贾耽是唐代著名的方志大家。权德舆在《魏国公贾太傅墓志铭》中盛赞贾耽“博闻强识，通天下之志”，认为“言方志者，以公名家。”（《全唐文》卷五百零五）作为当时的方志名家，贾耽在方志史上曾作出突出的贡献。首先，他编撰志书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无暇西顾，致使陇右、山南一带沦于吐蕃之手。由于战乱，使“职方失其图记”，到德宗时，朝廷对这一带地区不仅“旧时镇戍不可复知”，甚至连边境土地也“难以区分”。德宗于是命令贾耽“修撰国图”。贾耽于贞元十四年（年）编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并撰《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卷、《黄河吐蕃录》4卷上呈，由于内容翔实、丰富，为朝廷遣将护边，收复失地，提供了可靠资料。后来，他又绘制了《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为此，他曾对各国风土人情，异蕃习俗，交通路径……“究观研考，垂三十年”。他不仅广泛搜集各种资料，而且对所用资料都审慎鉴别，去伪存真。因而他的著作实用价值较高。除上述图、志外，贾耽还绘制了《地图》10卷，修撰《皇华四达记》10卷，以及《贞元十道录》4卷。终唐一代，当数贾耽编撰的志书数数量最多。再者，贾耽的作品做到图、志配合，相互依存。贾耽绘制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虽然很逼真，但因地图自身的局限，不能有过多的文字说明。于是，他另撰《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详载诸州郡的道路里程，诸军镇的军队人数等方面内容。他绘制了《海内华夷图》，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与之匹配；绘制了《地图》，又撰《贞元十道录》与其相配合。也就是每绘一图，必撰一志，相互依存。这种图、志分离的形式，在方志体例上已迈出了从图经向地志过渡的关键一步。第三，贾耽的图、志做到古今对照，判然有别。古今兼备于一书，是方志的惯例，但如何区别古今，的确十分困难。贾耽首先解决了这道难题。在绘制地图上，他采用“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的方法区别古今地名。这种以不同颜色的方法区别古今地名的方式，自此以后一直为地图学界所沿用。在撰写文字时，他又采用另一种方式区别古今。例如，在撰写《贞元十道录》时，他在首篇记述自贞观以来的州郡建置沿革、区划变化、各地贡物，这属于述古的部分。同时，他把当时的节度、观察、防御使等，附于首篇之末，目的意在叙今。其余三篇也重点在叙今。全书四篇既有古今对照，又做到略古详今，这也是贾耽的一大贡献。这种编撰方式亦常为后人编志书时师范。第四，贾耽的地图采用裴秀“制图六体”的先进方法。晋代裴秀在绘制地图时总结出“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种制图法，在中国古代是很先进的，但长期得不到重视。贾耽却对此颇有研究，在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时已经加以“师范”。而在绘《海内华夷图》时，在“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的幅面上，“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显然运用了“分率”即日后的比例尺的先进方法，使他所画地图较为科学。这与日后与地图有不解之缘的志书的质量无疑是一大保证。贾耽所撰图，志大多失传，今存唯有残卷《贞元十道录》。《贞元十道录》残卷发现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年），原藏于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后为斯坦因所掠，今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罗振玉所编《鸣沙石室遗书》收录，并经罗振王考证，始知其书名。原书本为四卷，以当时十道为其记述范围。今所见残卷仅存16行，存剑南道十二州：姚、协、曲、悉、柘、静、保、霸、维、真、恭、翼。每州之下记所辖县名、土贡、距两京（长安、洛阳）道里、县距州之里数。经罗振玉与《通典》、《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地理志》核对，发现《贞元十道录》所记州县名称、数目、里程，与各书略有差异。这个问题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很好的一本专门史小书。试图知道过往，试图了解整体的局面，具有地方百科全书属性的方志是不得不用的资料，它们也让历史的层面一下子丰富起来。地方特色一方面延伸到今天，一方面其特色的色彩在古代要比今天更加浓厚，而正史所记录的多半是围绕核心区域和核心事件，因此多层次的色彩还需要好好琢磨。

诸子思想6本

儒家史话

作者：孙开泰

推荐：★★

陈旧的论述，关于董仲舒——

董仲舒出生于一个田连阡陌、牛马成群、藏书万卷的大地主家庭。奴隶主贵族，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封建地主。董仲舒主张，凡是物必有合，合必定有上，必定有下；有左必有右；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都是合。阴与阳合，妻与夫合，子与父合，臣与君合：万物没有不合的。这里包含了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董仲舒是“贱二而贵一”的，在他看来矛盾对立的双方是不能转化的。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臣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君。因此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的。在政治上他主张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倒是进步的。西汉政权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生产有所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西汉政权已经历了六十多年，基本上得到巩固，因此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的“大一统”说恰好适应了当时统治者需要。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统治，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扼杀了除儒学外的其他诸子百家，使中华文化呈现单一性。而且其思想在封建社会末期，因顽固不化、腐朽落后，严重地阻碍了新的资本主义思潮的传播与流行。

关于张载——

张载还从人与物都具有“天地之性”出发，提出“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父母，一切物都是我们同伴”的仁民而爱物的思想，要求贤人君子做到泛爱。这种思想对于缓和宋王朝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一定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必然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对民众来说，则是一种麻醉剂，使他们安于本分，而放弃对统治者的反抗。

关于朱熹——

总之，朱熹的理学作为时代产物，继承了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作斗争时的经验教训，把我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在他之后，唯心主义理学家辈出，但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很少有人超过朱熹。

总之，严重过时的论述，谬误属于框架性的。

四书五经史话

作者：黄鸿春

推荐：★★★★

不错的入门引导，儒学、经学、史学多门学问的掺杂，细小的文字阐释差异会带来权力的变更，构建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的争鸣。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推敲，为什么某些书在某段时间会成为“经”，不同的经在不同时代所处的地位有差别，以及某些在当时极其重要的争辩反而在其他的年代变得无足轻重，比如《尚书》的真伪现在充其量只是一个小的考据学问题，在乾嘉时代也差不多，然而在汉代却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对经典的注疏，即是一种阐释行为，不完全是学者做的事情，权力干预其中是根深蒂固的传统。

经学史是中国学术史的核心，扮演着一个政教合一国度中的正统神学与异端神学杀戮最后成为意识形态的角色。

法家史话

作者：孙开泰

推荐：★★★★

韩非要求君主“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韩非子·奸劫弑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为臣下所左右，才能不受臣下的蒙蔽，才能是名副其实的君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建立一张“情报网”。

郭沫若对韩非的“术”有这样的归纳：

“权势不可假人；深藏不露；把人当成坏蛋；毁坏一切伦理价值；厉行愚民政策；罚须严峻，赏须审慎；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作者说：这七条归纳得可谓深刻。应该说这些都是服务于那张“情报网”的。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七条，那张“情报网”才能够准确、迅速地为君主传递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才能使君主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神”。

法家尽管与很多法律，却与今天所称的法没有半点关系，一个准确地概括应该是，法家的法在含义上是指统治术。

兵家史话

作者：王晓卫

推荐：★★

陈旧的论述，关于王阳明——

王守仁创立的心学表现在军事上，即认为对待农民和少数民族的造反单以兵力攻剿是下策，应以攻心为上。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视起事的农民和少数民族为“山中之贼”，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而只有“破心中贼”，才是求得社会长期安定的要道。“心中贼”即农民和少数民族对明廷的不满情绪。官府统治无方，使民众有冤苦无处申，“心中贼”就会变成“山中贼”。制止“贼”势发展，根本在于安民，健全行政机构。同时，“民知革面，未知革心”，对此要加强教育，建立乡规民约，举办社学，用传统道德观念感化和改造乡民。对于已造反者，他认为“处夷之道，攻心为上”。如奉命讨伐原土官卢苏、王受的造反，他改征讨为招抚，使卢苏、王受自动请降。即使是招抚不成而行镇压，他在取胜后还感叹：“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并且表示不愿封侯受赏，但求朝廷和地方官能减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

哲学史话

作者：谷方

推荐：★★

陈旧的论述，关于柳宗元——

柳宗元是唐代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思想家。从基本的倾向上看，他否定神的存在而重视人的作用。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他进而指出，迷信神灵是力量不足的表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封建统治者热衷于宣扬天神，其目的在于愚弄并欺骗老百姓。他后期屡遭贬谪，困居迷信落后的荒僻之地，“与囚徒为朋”。在惶恐、孤独以及备受禁锢和疾病折磨的情况下，柳宗元“犹未尝肯道鬼神等事”，保持着无神论的坚定信念。永州龙兴寺内有一处地面隆起，参加平地的劳动者尽死，于是人们把这件事作为鬼神存在的见证。柳宗元大胆地进行了驳斥。他说，南方多疫病，劳动者往往早死。参加寺里平土的人，是死于劳动过度和疫病，与鬼神无关。柳宗元还否定祥瑞，也反对神仙方术：“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他的基本倾向是着眼于人和人的现实生活，而否定鬼神的存在并反对有关鬼神的迷信活动。

再比如说刘禹锡——

人胜天的条件还决定于人们对事理认识的程度。就是说，人对天的依赖程度以“理明”或“理昧”为转移。比如，在一条小河里行船，不论平安、搁浅或者翻船，都是由驾船的人自己直接掌握的，“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如果在大江大海行船，许多条件非人力所能控制，“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刘禹锡的结论是“人不宰，则归乎天也”，认为人们在自然力面前无能为力，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就会诉之于有意志的“天”（神）。在社会斗争中也是如此。“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刘禹锡认为，人们不明事理，从而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无能为力，是人们容易接受或倾向于有神论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卓识。但是，他忽视了宗教、有神论产生的阶级根源，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政治思想史话

作者：朱志敏

推荐：★★★

主要围绕中国近代的思想流变来论述，然而总觉得浅，应该是因为近代思想本身就有其浅之处，再怎么研究，也比不上西方那些真正原创的思想家。

对两个人物的摘录，一个是陈独秀——

这位“先登坛唤”的陈独秀，字仲甫，比章士钊长3岁。他小时候顽皮聪明，感情易冲动，不畏强暴而又同情弱者，尤其性格倔强，挨打时从来不哭，惹得祖父不只一次地骂他：“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然而陈独秀长大后没有成为强盗，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著名领袖，XXXXX的主要创建人。

还一个是常凯申——

蒋介石的党徒陈诚说，领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民族，代表国民党。有领袖，国家才能完成统一，才能抵抗外侮、复兴民族；有领袖，“革命才有固定的重心，主义才有显明的标志”。因此，人人都应该真诚地服从领袖。中国的领袖就是蒋介石，他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民党的总裁”、“统一的元勋”、“复兴民族的首领”，是“革命集团的重心与三民主义直接继承者”。服从领袖就是服从蒋介石。要把服从领袖作为“革命党员当然之天职，不能附带任何条件或任何企图”。“凡国家社会一切组织、团体甚至任何个人，都应该贡献一切，做领袖达成其代表的使命”。要做领袖的忠实信徒，“始终如一，亦步亦趋，决不容徘徊犹豫或自作聪明”。要牺牲个人以服从领袖，“把自己的精神、智慧、自由，甚至生命，忠实的贡献于领袖，鞠躬尽瘁，终身许之”。

现代视野下的传统学术5本

文明起源史话

作者：杜金鹏

推荐：★★

陈旧的框架，陈旧的论述，不具备任何历史学阐释的意义，比如讲到商代遗存，不免想当然地要把中国文明往前推的更远——

上述商代青铜文化遗存虽然都是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夏遗民从中所起的播种、催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以夏遗民大规模迁徙为契机的夏代文明的四外传播，就很难有如此广泛而兴盛的商代青铜文明，而迁离中原的夏遗民与中原商王国的斗争与联系，则是商代青铜文明在十分广大的区域内蓬勃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可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正确认识中国上古史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目前，对于传统的古史系统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人已极少见，但表面上抽象肯定、实际上具体否定的人尚不少，甚至还有人仍然盲目排斥传统的古史系统，凡此皆不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传统的中国上古史系统的基本脉络应是可信的，即便某些在前人看来荒诞无稽、极不雅训之言，也正是原始社会的真实写照。

上古史系统的基本脉络如果还用现代民族主义叙事框架去建构，永远不可能可信。

考古学史话

作者：朱乃诚

推荐：★★★★★

简洁清晰的梳理，重要的考古学事件和考古学人物都讲到了，很好的中国考古学入门书。

考古学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学问，传入中国之后直接改变了传统的学问并且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好地把史学功底融入了考古学之中，这就让重构真实历史成为可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先秦考古，一方面佐证文献，一方面推翻文献，历史的阐释奠基于此。若没有这一百年的考古学，今天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基本还会停留在王朝更替模式的残缺水平。

中国考古学在民国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不少大发现，最持久的一个项目当然是对殷墟的发掘，还有简牍帛书的出土，都成了历史研究必备工具。

天文学史话

作者：冯时

推荐：★★★★★

引言写得非常好，古代的天文学不是一门单纯观察自然的理科，而是人文——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仅仅作为一部科学史来看待，这或许多少有些片面。我们知道，东西方天文学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植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天体完善的理论深深影响着西方天文学，甚至分数的出现都被视为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使他们几乎放弃了对天文学中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国人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受到禁锢，但天文学与星占学的密切联系却极大限度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因此，我们在回溯中国天文学的科学历史的同时，切不可忽略了它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中国古代的占星家恪守这样的信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垂象，见吉凶。”“天文”也就是天象，它具有明显的星占色彩，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古人相信，天体与人间社会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示警。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不仅促使统治者垄断一切天文占验，而且使星占者不得不辛勤地观测天象，以便寻找天象与人事的某种联系。很明显，星占术曾经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天文学的发展，其所孕育的正确概念逐渐形成，从而使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天文学重观测而轻理论的极大局限。

内容也很好，天文学的演变体现了人们生活的不可逆的变化，因为后来的人很难回到先人对天空的那种感情之中。不懂得古代的天学，基本上不可能切身地获得历史感。农耕文明中，自然是人们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观测天空和推演星象的水平并非与历史发展成正比，古代人人皆是天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几乎全部的闲暇都是给大自然的。

中国古代留下了全世界最丰富的天象资料，但是对这些资料的解释仅仅停留在比巫术稍微高一点的水准上，从没有人进行建模的工作。作者如此解释——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尽管各种丰富的天象记录远非其他文明古国所能比拟，但对天象规律的解释却相当贫乏。古人不提出理论显然并不是出于谨慎，事实上，在中国天文学真正走出神学的恩荫之前，任何理论都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当时的天象观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星占服务的。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中国虽然至少自汉代起就有了系统完备的彗星记录，但古人却始终没有能利用这些记录发现彗星周期。然而在西方，当英国科学家哈雷于年观测到后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颗彗星的时候，立即把它同年阿皮亚尼斯和年开普勒观测的结果联系了起来，因为他敏锐地认识到它们有着十分相似的轨道，并且成功地预言了它的回归时间和回归周期。显而易见，由于星占学要求观测者提供天象变化与人间吉凶的应验关系，这使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往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