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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loff,J.A.().Wherehaveyougone,MargaretMead?Anthropologyandpublicintellectuals.AmericanAnthropologist,(3),-.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年，米德在哥伦比亚攻读博士学位时前往美属萨摩亚群岛做田野调查，采访了68名年轻妇女，发现萨摩亚年轻人所享有的性自由使他们得以顺利地从少年过渡到成年，并不存在西方社会常见的青春期焦虑和反叛。这表明至少就青春期的行为而言，后天的文化因素要比先天的遗传因素更为重要。米德据此写成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于年出版，她由此一举成名。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也是20世纪最流行的人类学著作。此后米德笔耕不辍，总共出版了多种作品，包括书籍、传记、文章和评论，拍摄过几十部电影。这些作品的内容涵盖性、教育、种族关系、环境问题等多个时代热点议题。年米德去世时，她是全美皆知的文化名人；到年时，《华尔街日报》仍在广告中用米德的照片吸引读者。米德从来没有被所有人类学学者所欣赏，但是她在社会关键问题上对美国公众产生了积极的富有意义的影响。

年《华尔街日报》在广告中使用米德的照片

在缅怀玛格丽特·米德时，人类学家JerrySabloff对美国人类学界缺少公共知识分子的现状倍感痛惜。Sabloff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人类学和公众的距离。如果你在街上叫路人说出一个在世的著名人类学家，路人可能会大脑一片空白，反问“什么是人类学家？”“你说的是研究恐龙/黑猩猩的那些人吗？”又或许他们会提起玛格丽特·米德。

人类学学者在全球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疾病的传播、城镇化、战争和种族冲突、疾病管理和治疗等方面都有着独特、实用且精到的见解，但是人类学学者没有发出他们应该且能够发出的声音，不被大众和政策制定者所理解和欣赏，更加糟糕的是即使有人类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也鲜有兴趣去探讨解决方案。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都有非常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高度曝光的公共平台发表自己对当下社会热点议题的见解，影响公众的态度和政策的制定。有着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四分科的人类学，具有跨学科的色彩，本应提供和其他学科不一样的知识，拓宽人们对问题的理解。由此，Sabloff强烈呼吁人类学家需要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政策制定者、公众增加交流，让人类学知识发挥出现实作用。

Sabloff认为现今人类学界缺乏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和学术体制相关。在大学取得教职，仅仅强调在同行评议的杂志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而与公众交流的活动不仅起不到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负面的影响。不仅如此，有些人类学家出于嫉妒心理贬低参与公共活动或写了畅销书的同行，由于这种嫉妒心理一般不被接受，他们经常对人类学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能力发表负面评论。

非常讽刺的是，学术体系越来越市场化，研究者想要变成领域之内的“大牛”，取得更高的职位和工资，有更多的研究资金和更好的实验室，教学任务更少等，那些不想卷入其中的研究者也不得不参与到这套学术游戏中。同时，这些在学术圈内顺着游戏规则追名逐利且自我认为是“真正的学者”的人，对那些在公共活动和空间取得成功的学者嗤之以鼻。同样讽刺的是，尽管很多大学鼓励研究者写通俗读物，但是这些尝试的学者经常被同行贬低。

这种评价体系必须要改变且完全有可能做到。近年来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越来越强调教学即是很大的进步，但远远不够。对人类学的应用、基于人类学的教育项目、人类学家参与的公共活动等不应该被当做“业余的”活动，应该被纳入到评价体系中。对某些人类学家而言，这些是工作的主要部分，或者是研究和教学之外的重要且充满活力的部分。对于所有人类学家而言，这是一份责任：向资助研究展开的纳税人（公众）讲述和展示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改变评价体系有多种方法，首先人类学家作为个体要不断去讲述自己除发表之外的其他活动对于学科的意义，其次人类学家需要将在公共参与中取得成功的人类学家作为典型例子不断去说服大学管理者和同行，最后美国人类学协会需要不断行动去说服大学管理者。Sabloff相信，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和辩论中一定会取得成效。

写作技巧是人类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另一障碍。在人类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训练中，教师强调写作时需要引用各种各样的文献和材料，以增强说服力。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公共交流。媒体要求的是简洁有力、切中要害的判断和表达。人类学家需要学会面向公众的写作，对核心问题要有精到的把握，对术语、文献、理论、方法有恰当的处理。

Sabloff还给出了一些其他的建议：人类学界要多宣传已有的人类学公共知识分子，鼓励年轻人类学家参与公共交流，培养新的人类学公共知识分子。人类学家应该多在主流媒体、新闻、电视剧、电影中露面，多接受记者的采访，多写通俗易懂的文章，多办展览，多发推特和博客。

Sabloff希望人类学家看到同行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视上露面时，应该说“很棒！”并且自己也尝试着这样做，而不是排斥和贬低。这对于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大有裨益，也能让人类学在世界的发展中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这篇文章刊登于年，九年过去了，美国人类学界并没有再次出现类似于米德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失去耶鲁教职后去LSE任教的格雷伯），一个鲜明的例子为在疫情期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类学家在公共空间中发声且引起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