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埃里克·沃尔夫/译/贾士蘅
年，欧洲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半岛。5世纪晚期西罗马帝国灭于北方蛮族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顶替它的地位。相反，许多占地狭小的属国，竞相争取罗马破碎的遗产。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已向东转移到“新罗马”（拜占庭城）和伊斯兰国家。
可是年后，即年，欧洲的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与亚洲和非洲邻近地区的关系也有显著的改变。许多小公国已合并为数目较少的强大国家，它们在与南邻和东邻的竞争中获胜，而且即将发动大规模的海外探险事业。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后罗马帝国：从长距离贸易的边缘到主角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思考至少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首先，长距离贸易的转变，使欧洲的地位由一个亚洲的从属边缘地带，变成商业发展的关键地区。这些转变的性质是什么？其次，年那些无数弱小和分散的附属公侯国，此时已成长为在政治和军事上统一的几个王国，这种统一又牵涉什么？最后，在这些统一国家，发动战争的统治者与商人阶层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推动国家不断向外扩张。而驱使这些国家向外扩张的力量是什么？在每一个国家，官商合作的方式又是什么？
长久以来，地中海西部地区和西南亚就有密切的关系。权力的均势，在东西这两块地区之间周期性地来回摆动。从考古学文献来看，亚洲擅长于过剩产品的生产、国家的形成、手工业的专门化、城市的兴建与远距离的商业。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扩张进入爱琴海地区，并触发与欧洲的贸易激增。贸易将资源供给东部，又将东部珍贵的物件转运给西部的诸酋长。
继爱琴海商人而起的，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之后爱琴海人的地位又再度崛起。公元前3世纪，希腊的扩张导致东南欧诸民族源源不断地涌入叙利亚、巴比伦王国和伊朗，由小亚细亚直至叙利亚向外扩张。罗马的扩张也走同一方向，将埃及变成罗马城的谷仓。
后来，罗马帝国逐渐沦亡，乡村的势力一步步大于城市。公元年以后，帝国各地在经济上越来越自给自足。食物的生产无法供应城市，都市的工艺则由市镇迁移到内陆腹地。罗马非凡的政治与法律结构，重在建立势不可挡的权力，而其使用的方法，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无情地强制要求秩序与服从，但这个结构日渐失效。首都以外地区的军队近于自治状态，帝国边疆的行省实力超过帝国的中心。
一个小部落的首领奥多亚塞在西面对罗马军队致命一击后，罗马“沦亡”了。可是，罗马在东面的拜占庭又存活了0年。拜占庭在希腊扩张中得到的地区，维持了罗马的惯例，沿用其制度及法律，有发达的市镇生活，在宗教上共同效忠东正教，而其黄金铸币一直到11世纪还为西方所欣羡。
地中海沿岸：6~9世纪以“奴隶贸易”起家
6世纪，东罗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使外人从西面和南面不能接近拜占庭城，它又得以扩张进入黑海边缘地区，在那里得到大量小麦、木材和奴隶。事实上，它主要是一个赫勒斯滂海域政权，而非地中海政权，把大部分地中海地区拱手让给他人。
大部分的地中海地区，分成信仰伊斯兰教和信仰基督教两方。前者以商贸城市麦加为中心，迅速向外扩张，7世纪已越过北非；8世纪20年代，穆斯林军队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半，9世纪西西里岛也落入伊斯兰教徒之手。然而，当伊斯兰国王在8世纪中叶将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时，伊斯兰教的重心从地中海向东移动，这与拜占庭势力向东移动相似。
它与高加索、亚洲内陆、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逐渐比地中海西部的贸易关系更加重要。叙利亚商人，尤其是犹太人，此时期从事已不重要的地中海贸易。这些商人被称为“识途者”，其发音受波斯文影响。他们将法兰克人的地域和埃及连接起来，又将埃及和中国连接起来。从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几乎垄断了苏丹的黄金和埃及与伊朗的珍宝。这都使伊斯兰国家的贸易关系和工艺品生产大幅增加，以供应国内精英阶层及国外的奢侈品消费。
伊斯兰和东面的基督教国家，因此瓜分了大部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可是它们都不注重海洋。西罗马帝国零散的遗产都留给了西面的基督教国家。那时候，这些国家有不少是贡赋制政权，其首领是条顿人，由自己的部下拥立。那些年里，君士但丁堡至少有20万居民，巴格达有40万，科尔多瓦有9万。西方基督教国家存活下来的城市，无一能与这些城市相比。
虽然都市的手工业已在乡村建立基础，但欧洲的乡村地带，已倒退回生存型农业和地方性交易的阶段。欧洲还有一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但在6到8世纪，他们的活动与叙利亚和犹太商人相比黯然失色。后两者把黎凡特地区（编按：历史上的地理名称，指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与欧洲半岛连接起来，为了叙利亚、亚历山大港和君士但丁堡的利益，开发利用欧洲半岛。欧洲主要供应奴隶和木材，得到的回报是一些奢侈品。
欧洲奴隶到达上述地区的路线，不仅要走地中海航线，还和珍贵的皮毛与其他产品同时顺俄国的河流进入黑海。运送奴隶的人是北欧瓦兰吉罗斯人，他们是航海和海上劫掠民族的一个分支，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港湾向外扇形扩张，骚扰欧洲沿海地区，并将奴隶运到黎凡特等地。
9世纪，他们也开始征服和殖民英格兰、诺曼底、西西里、波罗的海沿岸及俄国。我们可以认为，这个阶段的欧洲半岛三面环水，受到以赫勒斯滂和黎凡特地区为中心的长途贸易的主宰。
走向政治统一：两种能力与三种策略
9世纪中叶，新来的竞争对手进入上述商贸区域。这些人来自意大利沿海拜占庭占领区的港市。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亚得里亚海北端的威尼斯与萨勒诺湾的阿玛尔菲。这两处港市最初不过是贸易中的小中间商角色，但由此地位起步，两座城市都因商业的日渐繁荣而获益。
年，阿拉伯商人伊本·哈瓦乔尔说过：“由于阿马尔菲的各种条件，它是伦巴第最高尚、显赫和富有的城市”。不过，阿马尔菲很快就在与强邻的竞争中失利。相反，威尼斯日渐发达，以西方的铁、木材、海军必需品、奴隶，交易东方的丝织品、香料和象牙制品，还出售本地的盐和玻璃产品。
10世纪，意大利伦巴第的另外两个港市，也开始在商业和军事上扩张。第勒尼安海域的比萨和热那亚，为了抵抗伊斯兰教徒进攻，将其渔船改装为海军船，在科西嘉岛、撒丁岛和北非的沿海地区克敌制胜。
这些意大利市镇，由于取得了贸易与战争的胜利，开始打破地中海东西两个地区的贸易均势，使之改变为对西部地区有利。由于本身没有腹地，它们的扩张有赖于海上商业，在公元0年以后地中海世界新的权力局势中，成为主要的受惠者。这一时期，拜占庭致力于实现陆地的军事统一，依靠其武装农民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威尼斯几乎成为拜占庭的商业代理，独占其大部分海上贸易。
当意大利港市在地中海地区日益重要的同时，阿尔卑斯山南北的农村腹地，也在推进独立的政治与经济统一进程，包括地方性和区域性两个层次。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式微，引起罗马法律与政治上层结构的崩溃与解体，城市手工业退缩到乡村。工艺技术日益乡村化和扩散，使一种新形式的政治经济组织发展，有了技术上的基础。它将农耕者集结到高高在上的领主周围。领主一词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意为养活其随员的人。农耕者带着份地依附领主，领主拥有对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也确保了取用土地出产的权力。
公元0年以后，由于密集型农业与农耕的拓展，剩余产品大幅增长，这种情形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尤为明显。对欧洲大陆浓密森林的开辟和平原的耕作，使可耕地大量增加。这两个过程都是在收取贡物的贵族保护下发生的，也都加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统治阶级的军事能力，有赖于它支付高成本战马和甲胄的能力，剩余产品的增加提升了它的军事能力。
想要在一个中央主权下走向政治的统一，同时需要两种能力，既要能榨取贡物以支付战争的用度，也要能配合政治任务的大小，发挥制造战争的潜力。要达成这一点，基本上有三个策略：一是向外扩张，掠夺外部敌人的剩余产品；二是发现资源，不论是本国生产的或劫掠来的资源，将它们售予商人，以交易资金需要的货物或信贷；三是扩大皇室的领土，不受中间人干预的情况下，直接取得资源的供应。正在发展中的欧洲国家兼取这三种策略，只不过不同的时候，使用比例有所不同，也得到不同的结果。
动机与命运：从十字军东征到香槟集市式微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有葡萄牙、莱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它们在重新征服伊斯兰势力下的西班牙时，所用的主要策略是掠取国外的资源。法兰西和英格兰国王，在初步巩固其政权（~）之后不久，开始采取十字军东征的方式，也是用这个策略。十字军东征的公开动机，是从非基督徒之手重新夺回圣地。
可是东征也是为了巩固国内羽毛不丰满的政治体制，而攻击当时已处于弱势的敌人。这时拜占庭已退缩到其领土的核心地区，而把商业拱手让给威尼斯人。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也许因为长途贸易对生产贡物的农民造成过重的负担，引起国内的反叛与外来游牧民族的攻击，势力日渐衰微。十字军东征最后大败，对欧洲西北部的国王没有任何直接好处。
从十字军东征中真正受益者，是意大利的港市。它们在东征中担任载运工作获利，又出售得到的战利品，战后还在拜占庭和黎凡特地区，建立有治外法权的殖民地。意大利的内陆城市，也逐渐参与沿海城市的活动，使意大利商人的人数与影响力大增。在法国人和英国人撤退以后，他们便发动大规模的商业与金融扩张，从格陵兰一直到北京。意大利的贸易网络也越过阿尔卑斯山，与南日耳曼的市镇发生联系，并通过莱茵河以西地区，与弗兰德斯和英国接触。
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想掠取国外的资源以扩大其皇室资产。他被强大的竞争对手局限在原日耳曼诸省内，唯一扩大皇室资产的办法，是向国外征战。这个策略首先是拿下意大利，使它归日耳曼帝王所有。年，意大利伦巴第的各个城市联手，在莱尼亚诺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给日耳曼诸王中央集权的愿望画上了休止符。
第二种策略是，将农牧产品和战利品商业化。贸易与战争必然互相助长，同时又涉及不同的组织原则。贸易导致商业集团与商人联合会的形成，战事造成军事专家的增加，而这些人又有赖于安全的纳贡人体系的供养。商人与军队有时合作，有时又彼此争执。
我们也可以认为，欧洲中世纪国家的发展，是以农业核心地区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治地块之间，互相竞争的结果，也确立在河海交通要道的商业网络基础上。香槟集市的命运便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意大利商人由地中海经过隆河和索恩河河谷，到这些集市上，以地中海货物交易北方的产品。只要能独立于法兰西王国与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这些集市便很发达。可是在法兰西王国于年占领了这个地区以后，随着日渐增加的赋税、战事，还有对进口英格兰羊毛与弗兰德斯布料的设限，香槟集市迅速式微。
欧洲各国疆界：分分合合缓慢成型
不久之后，欧洲的商业转移到沿海的海上路线，以及意大利北部与莱茵河河谷间的陆上路线。有许多争取自治权的商人公司和社团，沿着海上路线兴起，如13世纪由科隆和莱茵河以西，到吕贝克和汉堡的汉萨同盟。若干隘口国家沿跨越阿尔卑斯山与上溯莱茵河的路线兴起，与制造品跨越山脉的移动有密切的关系，如瑞士同盟和蒂罗尔区域。13世纪与14世纪，多瑙河上游和莱茵河流经的日耳曼南部，兴起许多商人的商号和同盟，如斯瓦比亚联盟、莱茵同盟，还有弗兰德斯和布拉班特17市镇公会。
虽然这些商业联盟，都不能独立于陆上军事权贵的势力之外，但由地中海到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带上的城市，在若干世纪里，都强大到可以抵制任何想将它们纳入军事管理的努力。
欧洲各小公国走向政治统一的第三个策略，是中央版图的扩大。在日后成为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地区，用的便是这个策略。这是一个与伊比利亚半岛所用极不相同的策略。大致上说，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是掠夺性的国家，靠掠取伊斯兰势力下的西班牙资源为生。葡国的胚胎是阿维什骑士团，其大首领在年成为葡萄牙第一任国王。卡斯蒂利亚国也以卡拉特拉瓦、阿尔坎塔拉和圣地亚哥的宗教-军事团体为基础，这些团体均成立于12世纪。相反，英格兰与法兰西由其国王的个人版图向周围扩大形成。
未来法国的核心是卡佩王朝的直接版图。这个地区被称为法兰克，跨骑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河谷之上。它在农业上有极大的重要性。以此为最初的基础，法国国王通过战争、教士的支持和缔结婚约等策略，扩大了他的直接版图。到年，皇家版图及法国国王的采邑加起来，几乎占有了全部的法国。
英格兰的形成，是来自诺曼底的一群法国化了的北欧海盗，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以武力创建了一个“英格兰诺曼底”。它的核心是由“征服者威廉”开创的。他分封土地给追随者，但在每一郡确保自己有一个大于任何诸侯封土的直接版图。英国和法国版图扩张不久便发生冲突，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打了几百年的仗，争夺“法国”的西部和南部。到了13世纪，“英国”控制了大半的“法国”，一直到年他们才最后被驱逐出境。
所有欧洲国家都成长得很慢。许多国家和地区分分合合，它们的疆界与今日很不一样。现在我们认为国家是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可是照当时的疆界画出的欧洲地图，与当前国家的布局很不一样。那时候的地图可能包含一个海洋帝国，即斯堪的那维亚、欧洲北海岸和英格兰；一个包含法国西部和不列颠诸岛的政权；一个包含法国和日耳曼西部的联盟，或一个介于日耳曼与法国之间，包含隆河与莱茵河谷的国家；一个包含日耳曼与意大利北部的联盟；一个统一加泰罗尼亚与法国南部的国家；伊比利亚半岛又分为北部基督教王国和南部伊斯兰王国。以上都表示当日可能存在的事实，也表示划分今日欧洲的地理政治疆界是如何形成的，而不应当视之为本就如此。
欧洲国家形成与扩张：组合方式各不相同
对外作战、贸易与内部的统一，在欧洲创建了许多新国家，并且逆转了早先具有支配力的东方与贫困的西方之间的关系。可是公元年前后，欧洲成长的速度又缓下来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工艺技术已达到其生产力的极限，农业停止发展。气候恶化使食物的供应更不稳定，流行性传染病使很多因饮食欠佳而身体虚弱的人感染。可是。生态学上的苦况只不过是所谓“封建制度危机”的一个方面。为了支付战争和扩张的用度，取用军事贡赋的人，加紧榨取过剩产品，却引起日益高涨的农民抵抗和起义。
为了化解这个危机，人们必须发现新的边疆，进入更新的地区种植更多的食物，寻找新的食物防腐剂。这样就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购买奢侈品，或有更多的黄金和白银去支付奢侈品的花费。同时，也有希望制止金银块外流到东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西方人已担心这一点，到年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要化解这个危机，人们必须增加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也就是增加军备和船只的生产，加强士兵与水手的训练，提高军事行动和前哨站的经费。
在经济上，封建危机的最后化解是用找寻、掠取和分配欧洲边疆以外资源的办法。迁移到新世界、沿非洲海岸设立堡垒和商栈、进入印度洋和中国海、通过美洲和亚洲北方的森林扩展皮毛贸易，都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办法。新的货物如烟草、可可子、马铃薯和郁金香，成了在交易中可以得到的东西。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非洲的黄金和美洲的白银使欧洲人过着超出自身财富的生活。
可是，仅仅增加在欧洲流通的财富存量并使其形式五花八门，还远远不够。“原始积累”不但需要掠取资源，也需要集中、组织和分配资源。这样的行为不久便超出任何一个单独的商号或商人公会，乃至任何一个单独的士兵团体和官吏集团的能力范围。它们促成高层统御性机构的出现，一方面统筹这种大规模扩张和商业性工作，一方面团结生产过剩产品的民众为此目标而努力。
如此发展出来的是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国家，指挥权在一个单一的统治者及其随从之手，或在一个寡头统治集团之手。此类国家像是中央集权执政人与商人阶级的联盟。国家购买武器和船只，用武力赢得的货物支付雇佣士兵、制造枪炮和修造更多船只的费用。在海外抢劫的武装军队，需要国家保护他们以战胜竞争者，并提供有能力掌握和巩固新赢得地区的官吏。
同时，国家也需要商人贷款给皇室或远征军的统领，收集、转运和出售由国外获得的货物，以及取得和输出分散在王国各地的前哨站需要的货物。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此看法各异，有的强调扩张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特性，有的强调它的基础是农村权贵的剩余物资生产，有的强调它与喜好从事海外抢劫与贪图暴利的商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构成当日新兴国家的因素，不过在每一个国家的组合方式不同。从事海外扩张的最重要国家是葡萄牙、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尼德兰、法国和英国。它们都是特定环境与适应其各种策略的产物。每一个都以本国为核心，发展出一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阶级秩序，由国家动员人力和资源从事征服与商业，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立足，并影响到庞大的人口群。每一个都设法把持国内外的资源，不让别的国家接近，并减低竞争对手扩张的能力。这些政体如何发展，如何使用战争和商业扩张的资源，又如何到达基于商业财富的政治经济极限，长久以来一直到今天，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