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兴从ISIS成员为何这么疯狂说起

何玉兴:从ISIS成员为何这么疯狂说起

——与小女丫丫关于方法论的通信兼巴黎惨案沉思之五

丫丫:你好!

转来的《信佛十年,我终于不再信佛教——信佛者的忏悔》文章读了。

关于基督教,你自己似乎也有一个这样的心路历程。家里现在还有你几种版本的《圣经》。

你转的文章,讲了为什么不信?

我现在追问的是,为什么信?而且,是这么狂热的信?

ISIS弄得人心惶惶,人们存在很多困惑。有关言论大多是小孩的开裆裤——没有盖住要点。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欧洲那样发达的地方还有人信仰藏传佛教?西方为什么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依然有较高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既最具现代性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宗教信仰还没有衰弱?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新兴宗教乃至邪教,而且拥有如此多的信众?等等,等等。

我也在试图化解自己的困惑,并与朋友分享我的读书与思考,已经写了四篇了。

今天,重读罗德尼·斯达克与罗杰尔·芬克合著(主要是斯达克)的《信仰的法则》,因为涉及治学风格、研究范式和换位思考的做人胸次问题,故向你推荐。

虽说隔行如隔山,但物艺相通,隔行不隔理儿。

知道你忙,但建议你再忙,也要耐心读,读我的推荐理由。

作者的分量。《信仰的法则》作者斯达克很牛,是西方社会学第四代的代表人物,是市场宗教论的开山鼻祖。成功之人必有过人之处,斯达克可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虽说名家未必都是力作,但作者的分量是判断著作质量的可靠标准。

文献的功夫。中译本全书页。其中,从页到页是参考文献和索引,多页啊。

数据的坚实。郑也夫先生老是强调:坚硬的事实。该书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的实证性,通过收集大量的社会学的实证数据的材料,使其理论建构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实证数据基础之上。

论证的严谨。该书理论论证,循着严密的逻辑路径,以99个可验测的命题和36个定义为主线,从微观的个体宗教选择为起点,推演到中观的宗教组织的动力,再到宏观的宗教市场,为宗教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新的范式。

方法的启示:

批判思维:继承而又不迷信前贤。比如,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宗教行为常被视为是前科学的,是非理性的行为。斯达克的回答是NO。比如,作者指出,在早期的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真正有田野调查经历,都是根据充满臆想与偏见的他人手稿进行所谓的对比分析,其中以弗雷泽的《金枝》最为典型。比如,人们常说选民,斯达克说:信仰不是个人事情,放在整个社会来看,任何时期人们的某种宗教选择是被环境、政策等各方面所左右的。并非是上帝选择了你,而是你在宗教市场中做出了这样而非那样的“理性选择”。

换位思考:该书P27写道:如果没有“心感神受”,社会科学家甚至也不太可能把握宗教现象的人的方面。虽然想要理解宗教的社会科学家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但他们需要有足够的能力来悬置自己的不信以便取得对于信仰和崇拜现象的某种感受。丫丫啊,这一点,对你至为重要。没有这种胸次,你会失去很多有用的工具和启示。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你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的好书,还记得他说的话吗?如果能够用小狗的头脑思考,用小蝇的复眼看这个世界,那会有多么大的改观啊!(参见附件老爸的旧文《换位思考的黄金法则》)

借用工具:作者借用了很多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的工具。传统学科常用的水果刀,在新领域成为筚路蓝缕的开山斧。比如,他用社会学理论中的“交换理论”和“补偿理论”论述宗教选择是理性的,很精辟。他解释,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人们试图并希望从中获得安全感报偿的事物。而补偿则是人类愿意也希望通过损失一部分东西以取得的另一部分东西。因为信徒是根据权衡收益和成本而行动的,对于那些无法获得想要资源的行动者来说,往往会寻找另外的替代品作为补偿,而作为超然的宗教则成为最有能力提供这种补偿的方式。在其信息和理解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人们总是试图做理性选这种理性选择,就意味着努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宗教提供者和宗教信徒,也是时刻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范式转换。范式转换是方法论在理性之维上的纵深。“旧范式”是宗教的神圣性在市场环境下将不可避免的堕落并最终导致宗教消亡。“新范式”认为在市场环境下宗教自身将形成一个经济部门,并内生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运行规则。“新范式”使神圣对象禅位给能够与信仰者进行交易的类似物。“新范式”的前置结构是理性而非信仰。

解释现实:总之,该书对你的为人治学是有启示意义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该书对于解释今天的ISIS等宗教狂热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零星摘录书中的一些见解和句子,你忙,可以不看了。

诸位师友也忙,但玉兴还是建议看看,斯达克的书,他的见解,确实有助于理解今天的宗教问题。

摘要:

有一些非常希望得到的报偿,如来世和永生,实际上不是此生可得到的,但难以得到的就更宝贵,所以人类还是孜孜不倦地去追求。

人们共同崇拜的神不过是社会力量的化身,宗教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当人们歌颂某种神圣事物时,他们往往只是在赞美某种社会力量。

个体宗教行为除了主观的意义之外,也包含有个体理性选择的行动,即他们在选择宗教信仰或进行宗教行为时,也进行了成本与净效益的评估。

宗教需求长期来说是非常稳定的,而宗教变化主要是供应方面转换的产物。

150多年里,美国人的宗教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教会会员的比率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伊斯兰世界中的宗教复兴和亚洲、非洲等第三世界中的宗教热更是全面地驳斥了世俗化的判断。   

当判定一个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是否理性为标准的时候,宗教就已经输了。

旧范式无法解释一个新现象,宗教有正功能。比如,降低社会犯罪率,促进婚姻稳定……部分社会科学家发现,有宗教信仰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要好于不信教者。同时发现,在某些地区,宗教不仅没有成为统治者毒害人民的鸦片,而且还成为了反抗者的武器,这使得鸦片命题受到挑战。

重新定义理性:理性是经济学模型中修正后的有限理性,是在所谓的有限信息、有限处理情形下的选择。当行动者认为其目标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就不再将手段纳入考察范围。

“自由选择”与改教成本:改变宗教的人非常至少,不到1%。人们实际上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改变宗教的成本高昂。

嵌入在人际关系中的宗教:一个教派的发展是嵌入在原有的人际关系中的,而人际关系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因此,宗教资本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当你的亲朋好友都是某一教派的信徒的时候,加入这一教派可以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利益。

宗教群体动力(第六章,第页开始),精彩纷呈。为什么要求更多牺牲的宗教反而发展更好?要求更多牺牲的宗教回报更高。宗教带给其群体成员的回报是更紧密的社会群体,也就是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更紧密的人际关系,更多的信任。此外,更高的门槛可以有效地解决搭便车问题。宗教参与度低的人会降低他人的益处。热情产生热情。如果他人的宗教热忱太低,就会影响其心理效果。

关于教派的大小:更高门槛的意思是对信众的要求更高,因此信众与其周围人群的张力更高,小教派更富有生命力和进取心,因此,它能吸引更多的信众。面对更多的信众的需求,小教派往往会降低门槛以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而成为一个大教派。在一个大教派中,对信仰需求更强烈的人就会不满,很可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新的小教派,由此产生一个宗教组织发展的循环。经济学中垄断使得总剩余减小,效率降低。在宗教领域也是一样,很多潜在的消费者没有被满足。国家垄断的信仰的排他性非常小,所以吸引的人也很少。

当这类排他性的宗教组织能夠比非排他性的宗教组织提供更有价值和显然更少风险的宗教回报,并出现在先前被非排他性群体统治的宗教经济中时,往往将取得优势的统治地位。

宗教经济的定义:是由一个社会中所有宗教活动构成,包括一个现在和潜在的信徒市场,一个或多个寻求吸引或维持信徒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文化。包括宗教产品的供应者:宗教组织;宗教产品:宗教文化;宗教市场:信徒与潜在的信徒。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产品的供求机制。

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的主要观点:

(1)社会信众的宗教信仰是多区位的,有的人喜欢开放的、低张力的宗教,如特权阶级,而妇女和弱势人群往往更倾向于高张力的信仰。在一个宗教开放的社会中,必然会有不同张力的宗教以满足社会不同区位人群的需要,而在宗教垄断和管制条件下,除了公开和合法的宗教外,必然会形成“灰色”、“黑色”的非公开的、地下宗教及其派别。

(2)不管在何种体制下接近中轴线区位(温和和保守)的信众及其宗教总是占主体地位,而极端派总是少数。

(3)多数宗教组织的发展都是从高张力发展到低张力,而信徒而人数却由此扩张,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最终却是一种衰亡。(4)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就必然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促进社会的宗教消费。反之,如果市场处于垄断状况,则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从而降低宗教的消费水平等。

《信仰的法则》译者杨凤岗,在“宗教经济论”的基础上,又针对中国的宗教问题,提出了“三市说”,亦颇有解释性。他认为,只要有市场,就会有管制。受管制的张力的影响,宗教市场往往会出现三市:红市、黑市和灰市。红市是得到政府承认的宗教门类或团体,黑市属于非法的宗教活动、灰市则游离于合法和非法之间。当红市受到限制时,黑市就会出现。红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击,灰市就出现了。而当灰市受到压制,就会转向两面:或招安为红市,或转入黑市。管制越严,灰市和黑市越大。灰市又最难管制。往往是高度的管制引起市场的复杂化。

强调宗教的社会性而不是其心理性。宗教繁荣与衰退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性的,不能被归纳为单纯的心理问题。

大而言之,新范式的根本魅力,在于其对现实宗教生活的强大解释力。如何理解宗教在现代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充满活力的真实原因是自由的宗教市场释放了强大的能量。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现在美国有1,多个宗派,成员超过万的24个。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而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美元。美国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是懒惰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为他们堂会的灵性而尽心竭力。因此,美国人享有三重的优越性:他们有更多的传道人,他们有更活跃的传道人,他们也有更便宜的传道人,这在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

欧洲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德国,国家教会的教士既是公务员又是工会成员,无论做礼拜的人数多少,教士的收入和任期都是稳定的,空寂的教堂比坐满的教堂更省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期望教士竭尽心力地劳作以吸引更多的信众反而是不理性的。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因为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

宗教市场论也予新兴宗教现象以妥帖的解释。新兴宗教公司进入自由市场后的成功程度跟既存宗教公司的效率和多样性成反比,传统教会软弱或懒惰有多少,新兴宗教运动就兴盛多少。透过这一视点,欧洲新兴宗教发达的理由一目了然。

具体解释,对于信徒,什么是利益呢?就是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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