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东周列国与四夷
一位西方学者说：“灭商之前，周人已以其远瞩、计划、纪律见称。他们具有两种罗马人崇尚的品德，gravitas（沉稳）和constantia（坚毅）。”武王伐纣的联军号称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但文献上有些数字或嫌夸大。从周代遗址规模看，考古家估计叛商时，周民全体男丁不过—人。即在人口稀少的古代中国，周人仍属少数。为了控制广阔地域，周人四散统治。周王封亲戚功臣为世袭诸侯，分配军队随从，派他们到远近的军政咽喉，筑城建国，但必须定期朝觐献贡。同样是武装殖民，周的封建异于希腊之举而较近罗马。希腊的殖民城邦旨在减轻母国的人口压力，立足后脱离母国独立。周封诸侯旨在扩张势力、联结疆土，如链子般把被征服的民族绑结起来，类似罗马在意大利设置的拉丁殖民地。诸侯国开始时是驻军戍卫，紧张时期过后，演变为文治政府。殖民者定居生根，传布华夏习俗，同化土著。
年较平静的统治，培育了诸侯贵族的逸态骄恣。可是好景不常。前年，渭河流域地震兼大旱，腐败的政府不理人民流离。贼寇乘机肆虐，西戎在骊山下袭杀周幽王。王室狼狈逃奔中原，一去不返。东迁时，秦将因护驾有功，受封为侯。诸侯中唯有秦公敢留守关中，两代苦战，平息戎乱。秦人继续惨淡经营，后来霸西戎，吸取其人力资源，奠下日后一统中国的基础。
前年武王灭商，到前年平王东迁，史因其西都镐而称西周。东周黯然都洛，至前年为秦所灭。又前到前年因孔子所著《春秋》而名，其后战国时期，终结于前年秦统一中国。一般历史分期，如春秋与战国，或罗马共和与罗马帝国，虽并不绝对，但亦非偶然。分别二期的，不是一条清晰的时间界线，而是前后的不同形势，即如电影里一幅山景淡入为一张人面。前5世纪与前3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迥异。春秋、战国之分期实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春秋揭幕时，年前封建的城邑仍称公侯，但实际上已发展成数以百计的独立小国了。位居中土腹地、本来最优越威风的鲁、卫等国，因为无发展余地而停滞萎缩。反而外围的齐、晋、楚、秦因开发边地、兼并四夷，崛起为大国（地图4）。论四者公室，只有晋是华夏王族。然而晋侯多娶戎狄，称霸的晋文公重耳就是献公所娶大戎狐姬所生。齐的祖先是姜戎。楚人从周叛商，虽获封侯，但爵位低下，不忿华夏诸侯的鄙视，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称为王。
春秋初期，南蛮北狄对中土的威胁最大。趁周王衰萎，列国纷争，南边的楚开始强力扩张。西北来的狄人逼近洛阳，伐齐、鲁、晋，灭邢与卫。史称“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在此形势下，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前年代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以天子的名义纠合诸侯，立盟约，促团结。内部稍安，桓公即带领诸侯应付入侵的蛮夷，存邢续卫，抑楚气焰。他的军力有限，但稳定局势，终成为春秋第一霸。差不多年后，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春秋是霸政时期。“霸”通“伯”，谓诸侯之长。这尊称近乎希腊的hēgemōn。Hēgemōn是志愿同盟的光荣统帅；显著的例子是雅典带领希腊诸城邦，联盟抗拒波斯帝国的侵略。春秋霸主的功能与hēgemōn差不多。当霸主的大国不吞占扈从盟国的人口土地，但控制它们的外交，或至干涉某些内政。春秋的霸主勒令扈从国纳贡，定期朝聘，应召出兵。它召诸侯，集会主盟，禁抑篡弑，仲裁纠纷，求国际和平，共伐叛逆夷狄，在动乱中稍立秩序。齐、晋、秦、楚均一度称霸。齐和秦各处一个狭长世局的东西两端，地较偏。秦仅得霸西戎，齐自桓公死后内乱不振。北地的晋接过齐的攘夷旗帜，与南方的楚对峙。
晋重耳游历诸国时，受楚王盛宴招待，答应日后若相会沙场，自当退避三舍。文公上台后励精图霸，前年与楚正面冲突。文公守诺，把晋军勒退三舍到城濮，不但赢得道义优势，还养大敌人的骄气，缩短自己的补给线，争取了战略优势。晋胜城濮，阻止了楚北侵，遂大会诸侯，盟于践土，开始霸业。楚的元气未伤，很快就复原，与晋争取土地盟国。二强拉锯百年，楚逐渐同化。前年，夹在中间疲于奔命的小国成功组织弭兵之会。其时楚已成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晋楚争霸时，晋发现了一个秘密武器，即楚的东邻，位于今江苏的吴国。它送武器给吴，教吴人战阵，唆他们侵楚。楚的对策是支持吴的南邻，位于浙江的越国，以之为缓冲。南方楚、吴、越三国互斗，北方诸侯稍得休息。
周人统治，自始就威震怀柔并重，兼容各地风俗。周设采诗官，深入民间，收集诗谣，日久编成《诗经》里的“国风”。与希腊的史诗不同，它们所唱的不是屠城的战士，而是耕田的农夫或求偶的仕女，反映百姓心声、社会面貌。周的一般政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诸侯的措施和成果各异。齐、鲁比邻山东，却政策不同。齐太公到封地，只用了五个月便能向周王述职，鲁公却要三年。齐顺地方风情，简化周礼，鼓励工商鱼盐，吸引大量人民。鲁改变地方风俗，教以礼仪，行三年之丧。最后齐成为强国，鲁成为儒家重镇。
周代贵族注重诗书礼乐。他们的文化礼教凝结各地诸侯，更为蛮夷的统治阶层模仿。形式相似的初周铜器陶器在相隔千多公里之地出土，即地方制品亦在后数百年间渐趋相同。吴越蛮夷之地，其民黑齿涂面、断发文身。他们的统治阶层却和楚贵族一样，仰慕华夏的冠带文化，有意争霸中原。他们努力发展国家和提高自己的声望，同时也把华夏文化灌输给人民。这过程有点像意大利贵族带头输入希腊文化。然而贵族同化并没有深入社会，各地的老百姓仍然依习缤纷的地方风情。此外，各国统治者也热衷标榜本国的特色，以维持臣民的忠贞。“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宽阔楚地滋养了《楚辞》，神话流光，想象泛彩，不似深厚黄土培育的《诗经》写实喻讽。《离骚》、《国风》同为中国文化瑰宝，但南北性格各自风骚，也透露地域的离散力、大一统的暗忧。
华夏与四夷通商通婚，时而开战，时而联军御敌，立约会盟，遣使互聘。他们的复杂关系，可见于姜戎的历史。姜姓的戎族世居西陲，前年袭王畿、败王师，后来被秦驱离关中，投奔晋。前年，报仇的机会来了。趁秦远征郑国无功而还，晋发姜戎兵，在崤伏击，大败秦师。史笔对这些大战场面不着一字，对一件后来小事却尽道其详。
前年，晋国的执政范宣子准备诸侯盟会，怀疑属下姜戎泄漏机密，以致诸侯事晋怠慢，所以在朝堂上警告姜戎首领驹支，不得参加盟会，否则便要拘捕他。驹支答道：“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诸戎除剪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他叙述崤之役，说秦全军覆没，多仗姜戎大力。此后姜戎追随晋百次战争，忠贞不减。他指责晋官自己失职，却滥怪无辜：“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驹支赋《青蝇》之诗，然后告退。范宣子向他道歉，请他参加盟会，成全自己的恺悌声誉。
书成于前5世纪末的《左传》，是有关春秋期间最详尽可靠的史料。上引这片段，文化意义多于政治资料。我们不知道那盟会有何成果，唯知戎狄虽属次等，但仍可登堂参与。驹支身为贵族，称子，爵位当不亚于范宣子。尽管他强调华戎不同，但透露很多姜戎已定居垦地耕稼。他本人吐嘱风雅，谙熟华夏贵族礼教，在政治交谈中引诗装璜。所赋一诗以营营青蝇比喻罔极谗人，有“恺悌君子，无信谗言”之句，现存《诗经》“小雅”。四岳指尧舜时代的圣贤。姜戎以及齐、许、吕等国，相传同为其后。不论真伪，各民族因尊崇同一祖先而加强关系。蛮夷的吴国，便认周室支族为先祖，跻身华夏。这等风俗在西方亦流行。史诗相传，罗马城的创立人埃涅亚斯，乃木马屠城时负父逃离的特洛伊人，因而把罗马拉入希腊文化圈。驹支雄辩后，姜戎事迹不复见于史籍，想他们融入晋人了。
无数星散的城邑凝聚为十数接壤大国，中土的参杂种族随着同化。居留中原的四裔人民多融合于华夏，同为汉族的前身。也有南蛮北狄退居山峦草原，成为少数民族。北移的戎狄习练骑射以适应大草原生活，逐渐发展为游牧民族。这些骁勐的胡人在战国期间开始威胁中原，到汉代聚合为大敌匈奴。
1.5 意大利的地形与民族
意大利半岛像只长靴般踏进地中海，脚踭背向东方的文明世界（地图5）。亚平宁山脉沿西岸而下，屏障东来的侵扰。山脉的南北两端向东拐，轻抱意大利西部的狭长海滨平原。平原北部的伊特鲁里亚矿藏丰富，南部的坎帕尼亚面临那不勒斯湾，它们夹着中部公里长的拉丁姆。两条可以通航的河流横切平原。阿诺河滋润着伊特鲁里亚。泰伯河是海岸和内陆的主要航道，下游划分伊特鲁里亚和拉丁平原。它的最后渡口离海25公里，傍着7个丘陵。丘上耸立罗马城。
亚平宁和再北的阿尔卑斯山脉夹着波河，其河谷面积大于其他所有意大利平原的总和。这里本来是个沼泽满布的洪泛区，最费罗马人功夫去驯服，但开发后盛产谷物，成为罗马帝国一个经济重地。阿尔卑斯山障护北意大利，但并非水泄不通。它的山坳数见罗马或其敌人的军队通过。
意大利半岛的海岸线几达0公里。由于缺乏好港口，居民先致力于陆地，但海洋的引诱不减。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几乎横断地中海。罗马城雄踞半岛当中，俯瞰地中海西部的人物资源。这些它可以尽情开采利用，只要它能驱逐东来的势力。
传说罗穆洛创立罗马城于前年。考古家发现这年代在聚居来说太晚，在建城来说太早。泰伯河畔的丘陵上，自前年起就有牧羊人的村落，但要到前7世纪晚期，日后作为广场的洼地被排干后，罗马才够得上城市之称。前8世纪中叶，泰伯河畔无大事，别的地方却不然。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来临，改变意大利的面貌，影响深远。
前年左右，当西周的殖民城邑在中国到处生根时，地中海东部从其黑暗时代苏醒。腓尼基人发明字母，希腊人将之改良。这两个民族的城邦如细胞分裂般播散。人口过剩的城邦遣发移民出海，经营独立的新城邦。精于航海的腓尼基人带头西行，看上非洲北岸、对着西西里岛的战略要地，在那儿创立迦太基城。随后的希腊人探测意大利。泰伯河口淤塞过甚。那不勒斯湾后面、肥沃的坎帕尼亚平原较吸引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海一带最受欢迎，移民络绎，城邦林立，整个殖民地统称大希腊。然而排外性激发土著的仇恨，加上城邦之间的争战，始而蓬勃的大希腊终不能扎根。不待前3世纪罗马兵临，很多城邦已经凋零。不过希腊人早已赠予意大利和罗马无价礼物：文字和城邦的模式。
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常到伊特鲁里亚购买铜、铁、银。伊特鲁里亚人擅长工程，是意大利土著中最先建城者。他们改造希腊字母，发明我们所谓“罗马数字”，传授给罗马人。罗马人与其拉丁兄弟同言语、同文化、同宗教。他们的城邦之间有互惠协议，容许一个城邦的公民在别的城邦里面择偶、经商、签约、买地，甚至获取公民籍。通融的拉丁习俗与伊特鲁里亚相似，与希腊相反。希腊城邦有诸多严格限制，例如唯有本城邦的公民能做业主，外人无权置地，除非他是有无敌海军作后盾的雅典人。
住在意大利中部高原的人们，言语相近，同属意大利语系，乃印欧语系的一支。意大利人在高地河谷牧牛羊、种葡萄橄榄，但一般缺乏货币和城池，只是部落组织。北山的翁布里亚人模仿其邻居伊特鲁里亚人，逐渐建城立国。中部的萨宾、依妫、沃尔西等族与拉丁人关系亲密。所有意大利人都终于屈服在罗马铁拳下。为保卫自由斗争得最坚决英烈的，是萨谟奈人。
原居欧洲西北部的高卢人，前5世纪开始大迁移。有些南下，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波河平原，后来罗马人叫这儿山南高卢。还有些定居如今法国，即恺撒将征服的山北高卢。
1.6 拉丁殖民与山戎
罗马城位于拉丁平原北沿，东西控制泰伯河的航道，南北镇扼链接伊特鲁里亚和坎帕尼亚的大路。它沉浸在伊特鲁里亚文化圈内，同享开通风俗。和伊特鲁里亚一样，罗马城邦早年实行王国制。它的王位并非遗传，而且常让外国人坐。最后的三位罗马国王中，两位是伊特鲁里亚人。罗马共和国废国王，但不摒弃伊特鲁里亚文化。贸易照常，城中的伊特鲁里亚团体依旧兴旺。
前年，罗马共和国成立，领口00—人，占拉丁平原约三分之一。其规模近乎大的伊特鲁里亚城邦，在拉丁城邦中首屈一指。约30个拉丁城邦不忿罗马骄横、把它们当作属下，结盟抗拒。双方打到前年才签约停战。其时警报四响，它们必须团结以御外侮。
人口膨胀驱使山居民族四出扩张。山民侵扰拉丁平原，多旨在掳掠较为富庶的农民，无异中国戎狄的所为。有大半个世纪，罗马和拉丁人年年与他们交锋。此消彼长，慢慢地，依妫和沃尔西入侵的次数减少，萨宾人消失于史籍。
山民的压力才减，罗马立刻转事扩张。它的第一个大目标是伊特鲁里亚的大城邦维埃。两者相隔15公里，徒步不过几小时，自然有不少利害冲突。这可不是对付山民的游击，而是两个传统相近文明国家的正规战争。10年大战在罗马史籍上有如史诗，但颂词掩盖不了英雄的好运气。罗马的敌人一向分裂。伊特鲁里亚和大希腊一样，只是一撮城邦，不成一个政治整体。维埃与罗马对峙时，12个伊特鲁里亚城邦宣布中立，即使对同胞的绝境求救也心如铁石。就这样，维埃在前年毁灭了。
据罗马首席史笔、前1世纪后期的李维记载，元老院在大胜前夕宣布，罗马公民有意参加屠城掳掠者，都可以向指挥围攻维埃的卡米卢斯报到。以千数的战士兴奋地涌入军营。“那出名的一天来临，每一小时都花在屠杀罗马的敌人、洗劫富有的维埃。第二天，卡米卢斯下令把余生的维埃人统统卖作奴隶。这收入是唯一进入国库的钱银。”除了大宗奴役的利润外，国家还赢得土地。罗马的疆域扩大了百分之六十。这土地后来也部分分给公民。
当罗马人欢享他们第一个大捷时，一些波河流域的高卢人闯进意大利中部。在离罗马城不远的亚里亚，高卢战士赤膊上阵，其劲健的体格使全身披挂的罗马兵吃惊。罗马重步兵持长矛，队形密集。高卢轻步兵挥长剑，调动灵活。结果高卢大胜，前年罗马城陷被焚。这是它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此后执政官常引用它以制造恐慌，借口施行紧急措施、揽无限权力。然而现代考古家研究瓦砾灰烬的遗迹，断定城市的毁损远轻于传统形容。城中心卡比托区的神庙和公众建筑物皆安然无恙。与罗马人对待维埃相比，高卢人对待罗马实在仁慈得多。数月后他们便带着赎金扬长而去。
罗马的扩张活动并没有因这挫折而放慢。12年后它开始兴建10米高的防守城墙，圈地4.3平方公里，环绕罗马七丘。罗马兵团汲取经验教训，以短剑标枪代替长矛。高卢人继续掠夺，但在罗马兵团改良后，不再让他们占战术便宜。战略上他们对罗马有利，因为他们攻打削弱伊特鲁里亚，有如为罗马的日后征伐铺路。
坎普亚是坎帕尼亚第一大城邦。其统治者与萨谟奈山民吵架，因而向罗马求助。罗马刚于前年与萨谟奈立约。虽然它一向珍惜信誉，但抵不住重利引诱，毁约出兵。罗马没有征服坎普亚，而坎普亚贵族自愿归顺，他们是否悔恨莫及就属后话了。有时政治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乞求外力干涉内政，甚至甘愿俯首称臣。此等卖国勾当在外交史上屡见，而且不限于西方。30年后在中国，蜀国贵族内讧，一派求救于秦。俗谓引狼入室。
紧接着第一次萨谟奈战役，罗马收十了自己的拉丁盟友。前年签订的拉丁和约是罗马史上一个里程碑。罗马稳占坎帕尼亚北部，囊括拉丁平原，并伸入伊特鲁里亚南部。连接罗马城和坎普亚的阿皮亚大道，长达公里，平坦笔直，架高桥过沼泽，巩固统一，与秦始皇的驰道相若，但不像驰道般痛受文化贵族批判。它和其他陆续兴建的大道形成一个联结意大利的交通网。基层建设辅助政治组织，激长经济，便利人民，也便利运军，为罗马征服强大的敌人打下厚实的基础。
萨谟奈人为了保卫家园，在山区与罗马人展开了古代的持久游击战。意大利的人民面临丧失自由，终于认识到必须团结抗战。萨谟奈人北征，与伊特鲁里亚人、翁布里亚人、高卢人结成统一战线，可惜太迟了。有效的合作需要经验练习，但他们一贯我行我素。他们动员缓慢，给予罗马足够时间应变。他们协同差错，造就罗马的运气。前年森提努一仗，罗马大败萨谟奈和高卢联军。如果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的援军及时到达，战果可能不同。然而大势已去，四大民族再也不能联手保卫独立了。罗马扫清残余，解散萨谟奈同盟，用个别的不平等条约，控制众多孤立的部落。
收服了坚毅的萨谟奈人后，罗马横扫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势如摧枯拉朽。其间罗马兵团初遇希腊的职业军队。前年，伊庇鲁斯王皮洛斯应同胞恳请干涉，但罗马鸷鹰的羽毛已丰。皮洛斯打赢了仗，但只造就了一个至今尚用的成语，“皮洛斯式的胜利”（pyrrhicvictory），意谓虽胜但得不偿失，有名无实。
前年，罗马开始海外扩张。先此多年，它不停出战，征服了波河流域以南的整个意大利半岛。森提努之战后，罗马兼并了一大片疆域，从海到海居中横切半岛，直接统治半岛五分之一面积、三分之一人口。其他地域分为众多殖民地和扈从盟国，由罗马做同盟的霸主（地图6）。
土地是战争的主要胜利品。为了满足公民对耕地的需求，以及控制被征服的臣民，罗马在意大利设置两种殖民地。公民殖民地每个人口不过数百，多戍军事要塞。更重要的是拉丁殖民地，每个容0到名男移民及其家属，加上它所选择的土著。移民放弃罗马公民籍，换取几公顷土地。殖民地自治内政，法律上等于一个拉丁城邦，基于条约附属罗马。条约因个别情况而异，不可免的是为罗马出兵。
殖民地有多种功用。它们占领疆域，削弱土著的生产力和反抗力。它们有军事力量，据战略要地，威慑土著，监视敌人；能迅速应付地方事变，也能准备进一步的扩张。然而它们比驻兵便宜持久，因为移民能自耕自足。一连串拉丁殖民地作为罗马的锁链，牢绑意大利，很多发展为繁荣的城市。共和国末年，罗马执政官兼演说家西塞罗回顾：“我们的祖先为殖民地择址，真是煞费心机。它们扼险据要，看来不只是意大利的城镇，而是帝国的堡垒。”罗马殖民地同化土著、改变社会，功劳不下原意屏藩周室的诸侯列国。
史家认为“分而治之”是罗马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罗马征服意大利，广置扈从政体，摧毁它们之间原有的关系，每个单独对付。扈从不能擅自外交；在内政有相当自主权，但罗马可以随意干涉。不论是盟友或殖民地，所有扈从都必须应罗马命令发兵，并自具军备。这说是苦差，但也可以说是投资，因为战胜的利润丰厚。凭这制度，罗马的霸权度过了汉尼拔战役的危机。
1.7 战争、政策、民族熔炉
通婚通商等和平交往促进民族融合，但这些日常关系难见于历史文献。瞩目的是战争和政治。它们能隔离人们，也能混和人们。存亡之际，义气重于出身。兵将远征，难民流离，遇他乡之客。动乱摧坏固封的土豪势力，战后不免迁徙移民。罗马征服意大利，春秋列国兼并成战国七雄，所涉及的战事还算小型。意大利或中国的繁杂民族开始凝聚，但未混同。罗马分而治之，加强地方主义；中国诸侯分立，培养齐人、楚人等地方身份。这些狭隘观念，很多将烟消在之后年的熊熊战火中，更多会熔化在随后的皇朝帝国政治组合里。
戢干戈并不一定停苦难，劫后余生的人民面临更多折磨。中国赢家的惯技是驱逐旧强豪、移入新居民。除控制外，发展经济也是强性移民的宗旨之一。楚灭北方小国后，往往迁其遗民去开发落后的南蛮地区。秦经营四川是另一例。前年秦灭“戎狄之长”的蜀后，即移秦民万户以实之。蜀道难，四川出入不易，成为流放问题人物的理想地方。遣发令下，战败的六国贵族与秦的政治犯源源前往。这些人或稍有余产，即使仅留自身才识，其能力也对地方有所贡献。蜀人谓“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移民错居在意大利也是常事。汉尼拔时战火漫燃意大利，罗马更放逐大批居民，以惩罚其居城一度降敌。意大利的自由民总共约三分之一流离失所。摧毁共和国的十年内战，同时摧毁了不少顽固的地方传统。军阀募兵，多答应退伍时授予土地。胜利者抢地以执行诺言，不少世居的农家因而被扫地出门。支持失败者的社团被毁灭、财产被充公。前80年到前8年间，约名意大利人，差不多是自由人口的一半，或被逼离家门，或在政府令下徙置。高卢人被赶跑，萨谟奈人几乎被杀光，独特的伊特鲁里亚文化湮没不见。
战后的协约安排可以促进民族融合，但其效能因政治组织而异。假如战败国保留原有政制，被赢家囫囵吞枣，那它的人民有较大力量抵御同化。这国中之国甚至可能生异心，若它拥有自己的军队，更容易造反。日后东汉收容南匈奴，罗马帝国收容西哥特，就因这样而酿成大祸。春秋战国与罗马共和国吸收民族至为成功，因为在向外扩张同时，它们也营建发展内政体制。政治改革打散战败国的权力组织，打破或改造零星的地方势力，为民族熔炉加热。没有组织的人们个别加入战胜国，容易忘却他们的旧身份，融入新环境。
扈从盟国辅佐罗马打败迦太基、征服地中海，出兵比罗马公民多，但得不到同等待遇，积怨下群起倒戈，引致前91年—87年的同盟内战。罗马军事不利，决定政治让步，授公民籍予意大利波河流域以南的全部自由居民。分而治之的政策终于变为政治整合。后来罗马内战，屋大维羞说他的对手其实是杰出的罗马公民安东尼，把宣传矛头指向其埃及情妇之后，利用民族主义团结意大利人以资内战。他战胜而成为奥古斯都皇帝。到他死时，意大利人融会成一个有希腊文化的整体民族。
秦始皇对大一统的贡献无可比拟。灭六国后，秦废除地方封建，夷平险阻以畅交通行商，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力求车同轨、书同文。全国人民成为平等的编户齐民。在此制度下，淮河泗水一带的东夷不久便与华夏无异。
华人说不同方言，但写同一文字，合为“冠带之室”；意大利的众多土语日渐消沉，同说拉丁话的意大利人合为“穿托加袍者的国度”。数世纪的功夫，许多繁杂的意大利或中国民族，融合成一个比较纯粹的民族：意大利人或汉人。且不说两个民族各自创建了宏伟统一的帝国，民族形成本身，即是这时期的不朽成就。
第二章 建国立制
2.1 铁、血、政治、思想
先秦和罗马共和国正值中西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孔子授徒，苏格拉底讲学。以能取职在中国萌芽，民主政体在希腊盛行，影响至今的思想百花齐放。那年代也异常血腥残暴，标榜自由的西方，更是奴隶充塞。人文学者应付丑恶现实的方式，透露他们言论的真实意义。启发他们思想的环境，显示道德的根源。那时的哲学思想隐约影响政治，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学术。这不意味着执政掌权者墨守某种伟大的指导思想；他们多急于当前事务，争取成绩。然而，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没有理想。传统习俗、意识成见、可用的概念、普遍的褒贬，都左右判断、掣肘抉择。很多社会默契只可意会，但哲人尝试着把它们部分言传。分析辨解，明言点出潜在行动下的意向，正视行为的可能后果，可以提高价值取舍的理性，改良政策。意识形态对政治史的影响重大但微妙，本书只能略触皮毛。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也如火如荼。战国期间，中国正进入铁器时代，生产能力飞跃。罗马此前已经完成了这技术革命。铁在它的经济史中，主要象征锁链，助它转入奴隶生产模式。两种变化都推进经济，生产更多的盈余，以资战争或奢侈，同时更导致牵连政治的社会动荡。独立自耕的小农，在中国因工具改良和国家授田而崛起，在意大利因不能与奴隶操作的大农场竞争而衰落。拥有自己田地的农户不啻耕稼社会的中产阶级，不但是主要的生产者和纳税人，也是步军的主要后备战士。犁刃剑刃出政权。自耕小农的消长，改变了军队的社会成分、政治权力的分布以及政府的结构，影响深远。
受这生机勃勃的社会滋养，未来的皇朝、帝国日益壮大。在崛起的过程中，它们各自开扩疆土，陶铸民族，营建能掌理大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经济以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刺激了对种种剧变的反思。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和文化五项历史因缘纠缠牵扯，每项的情况成为他项发展的因素。五项共同衍化，但进展的速度各自不同。政治时而领先，时而拖后腿，某些改革创新可能因为辅助因素尚未成熟而失败。社会经济自有潜劲，很多演变，即使现代的强大政府，也只能略加诱导，不能全盘控制。政治、经济、扩张等方面并不同时骤变，而骤变发生的相对时机，影响到未来皇朝、帝国的特色。由于时机不同，类似事件的效果可能深烙后世，也可能烟消迹灭。时机的重要性，每每见于以下讨论。
要研究互动演变的效应，我们不能把历史拆散为孤立的静态因素。不幸，动态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为求解释明白，我分三章叙述。民族结构上章讲过了，军事武功留待下章。本章分析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然而，它用对外战事作背景和年月框架，因为外交压力和领土扩展对内政大有影响。
引至西汉皇朝和罗马帝国的5个世纪历程，各分三期战事，一把城邦带到地域大国，二到帝国，三到稳健太平。第一期约莫概括中国的春秋时代（前到前年），或罗马征服意大利时期（前到前年）。第二期的终点，我们可以放在前年秦统一中国，或前49年恺撒进军罗马城。这期约莫概括中国的战国时代，或罗马的海外扩张时期。第三期是内战，止于前年垓下之战，或前31年亚克兴之战，历时不长，但凶残最甚。
第一期战事伊始，在未来皇朝、帝国的土地上，游移着各种畜牧民族，其间星散无数比城郭大不了多少的耕稼国家。考古家发现中西的城郭一般，喜欢长方形状、棋盘格局。每城与周围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密切，连成一国。希腊罗马世界称之为“城邦”（city-state）。我避免把这名词借用于东周的封建诸侯国，因为诸侯国与希罗城邦虽然规模相若，但在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上却相差巨大，而且这起步的差异深深影响后代历史。
春秋初，中国据说有1个诸侯国，其中个见诸《春秋》经传，个地址可考。它们的人口面积上相差很大。一般来说，一国领土至0平方公里不等。它的内城墙圈地约0.5平方公里，但它的约0户国人多居城外，受一道外廓墙保卫，降服四郊的野人。诸侯以战车论国力。除御者外，一辆四马战车载一个弓手和一个矛手，初时领十个步兵，后来步兵逐渐增加。前7世纪鲜有千乘之国。齐、楚、晋、秦四个大国，规模与罗马相近。罗马共和国创建时，人口约00—人，可发步兵人，骑兵人。它的城市面积约2.8平方公里，领土平方公里，在拉丁城邦中居首，但在维埃、坎普亚等大希腊或伊特鲁里亚的大城邦之间，殊不出众。请注意，这儿说的中西兵数，都不是常备军队，而是可征发的军队后备。那时的战争多是季节性的。不动员出征时，后备军人照常从事耕种生产。这些第一期战争的主角，其事迹上一章简略提过了。
两个世纪的征伐兼并改变了国际形势。前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时，春秋初的百数诸侯国，已合并为十来个地域大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每国的面积都及今天中国的一两个省，大者比得上意大利半岛。它们改战车为步军，政治变法后有能力者可出师数十万。类似的十倍升级也在地中海一带发生。前年罗马挥军海外时，波河以南的意大利，有自由民约万，能连年发兵10万，对抗迦太基、希腊化王国和其他势力。这些是第二期战争的主角，其事迹下一章详细介绍。
很多史学家特别强调，历史上战争对营建国家无比重要，尤其对现代欧洲的民主国家，其次对古代东方的专制国家。“战争是营建国家最大的激励。”“战争造就国家，国家从事战争。”为什么呢？
国家是种独特的机构，有别于宗族、宗教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明确的疆域内，国家掌最高统治权柄，垄断合法的暴力，要求国民对它忠贞。它有职责领导、团结、甚至强制国民，保护集体安全，维持社会秩序，创建制度以辖治公众事业，提供必需服务，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
国家要履行权职，必须有动员人才、调控资源的能力。要有效地组织生产，有计划地集合物资投入公共事业，以改善社会状态和自然环境，需要复杂的管理系统。营建政府体制本就不易，抗拒使它更为困难。赋税和兵役，国民的两大负荷，即使有益公众，也是让人讨厌。贵族土豪等势力集团有意榨取资源，占为己有，勐烈反抗国家干涉他们的既得权益，斥之为不道德。要导致让步合作，最容易的是举一个共同外敌，或不论真假高呼那敌人威胁大家安全，或默契掳掠外敌，大家分战利品。战火无情地淘汰庸碌无能，军备竞争推动科技创新，大量军需鼓励经济生产、提高集资效率、刺激金融机构。外战能促进内部团结，因为它提供振奋民心的口号、某些人的牟利机会、统治者加强控制的理由。此外，它也可以作为安全活门，让人民发泄怨气，实行经济学上所谓“排出代价”。一如现代工业把污水废气排到外面，让别人去付环境污染的代价，国内人们为了要缓和社会摩擦，同意谅解分歧，承认彼此权益，协力征服支配外人，把解决矛盾的代价丢给他们。如是，欧洲19世纪的开明哲学家们，同时提倡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殖民。古人不像他们般精于宣传“进步”，但我们会看到，战争和他们的政治发展关系密切。
战争胜利，版图扩张，国家的管辖职务随之增加。新附民众的数量大时，责任尤重，困难也越大。规模大小是个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因素。无论自然物体或人为组织，都不能避免规模的限制。一个复杂事物的设计不能无限放大。你绝不会发现昆虫那般细长的腿，生在巨兽如大象身上。昆虫的体型比例，如果长得太大太重，腿会折断，除非你把它加粗如象腿，或用钢筋代替骨胳。怎样做，你都改变了它的设计。小国就像昆虫，如果长得太大，它的政府机构，若不变法改制，就会崩裂。亚里士多德深谙此理，所以说公民人口必须适中，城邦体制才能奏效。类似对规模和体制的见解，中国从事改革的法家也有。可惜明白的人不多。罗马人没有理会，直到内战的惨痛教训使他们醒觉。儒家眷恋的先王世界，人口稀微，家国不分，政治不外亲亲尊长。千百年后，人口膨胀了千万倍，儒生不顾规模巨变，坚持简陋的大家庭模式足以统治庞杂的大帝国，不但桎梏政治思想，而且损国害民。
古代城邦侯国应付增长，初时用各种繁殖集聚的方法。希腊式的发放独立殖民地最为简单，但殖民地和母邦之间关系稀疏，妨碍凝结扩展。比较成功的，是罗马的双层辐辏模式，和周代封建的自相似分形模式。它们的示意见诸图1，内涵分别在第2.6和2.7节讨论。两个模式最后都失败了，封建制尤甚。要应付国家进一步的扩展，政府必须变法改制。
图1 早期政治结构
2.2 工技与经济
科技进步是历史最大动力之一。它提高生产效率，使人能用同样的成本和劳力，生产出额外的物品。在经济学中，这些额外的产品是科技进步为社会贡献的“免费午餐”。
工业革命之前，历史上生产效率有两个大跃进，分别得力于农业和铁器。农业盛行，远在我们故事之前。铁器在西方开始传播，在相传用木马计屠特洛伊城的迈锡尼王国灭亡后不久。到罗马共和国成立时，这技术革命已经完成。希腊的哲学艺术继续飞跃，但工技却不然。罗马的发明如混凝土有利工程，但这等变化只是演进，不是革命。其时技术创新多倾向公共建设，如高架渠、运军路、神庙等大型建筑。在私营部门，包括农业、纺织、物质能源，前年到公元年间的进步不大。帝国统治下盛世和平，激励商品和货币流通。然而在地中海一带，经济增长的来源多是散播已有技术，开垦更多农地；希腊罗马发明的大规模奴隶生产组织强逼人们工作，加大生产的成本和劳力，但很少提高生产的效率。有些学者说罗马的经济停滞，未免太过。然而，即使最热衷古代经济增长的学者也承认：“希罗世界是欧洲铁器时代的成熟时期。”发展成熟，增长速度自然减慢。
欧洲的铁器时代发展放缓时，东亚的社会起飞了。四大古文明中，中国最年轻。文字、等级社会、城市聚居、大型建筑这些文明的特征，前0年左右出现在埃及和中东两河流域。前1年，在今土耳其的赫梯人首先利用铁器。据考古，中国最早的甲骨文属于前1年代。冶铁出现于春秋末年、稍先于前年。中国自创的冶铁技术与西方不同。古代西方一贯用块炼法，从矿石开始保持固体，逐块烧红打锻，很费工夫。把铁矿石熔化成液体，倒模铸造，便于大量生产，减低价格，有利广泛使用。可是熔铁必需很高的温度，西方要到14世纪才做得到。中国人冶铸青铜的技术高超，早已发明了增加炼炉温度的鼓风技术，所以他们差不多同时制造块炼铁和铸铁，即生铁。初时的生铁脆而易碎，用途不大。长期实践摸索培养柔化加韧技术，最后令生铁能再受锻造，甚至成钢。
战国期间，铁器逐渐传播，但质量参差不齐。出土的多是农具，不少与石器蚌壳杂处同一遗坑。这些生铁质脆，又不能磨利，不宜作兵器。出土的战国遗物，铁剑不及青铜剑十分之一，而且多集中在几个地点。除楚地的两柄钢剑外，就燕国的多。秦朝兵马俑坑附近的工场，发掘出不少铁工具。但守卫始皇墓的陶兵所持兵器，除少许箭镞外，全是青铜做的。
冶铁技术不久就突飞勐进。西汉前期，长铁剑全部代替了青铜短剑。中国的铁沿着雏形的丝路西流。1世纪中期，罗马通才老普林尼记载：“我们比较所有品类的铁，桂冠颁予塞里斯铁，那是塞里斯人连同他们的丝织毛皮一起输给我们的。帕提亚铁得二奖。”塞里斯人，意谓丝人，是罗马人对中国人的称呼。
青铜贵昂，多用在兵器和奢侈品。没有铁，生产工具的主要材料是石和硬木。靠这些简陋工具煳口的农民，挣扎在生存边沿，鲜有盈余。为了能捱度疾病、饥荒等天灾人祸，人们共同生产生活，互相扶持；现代经济学家看它类似买保险。青铜时代的共耕场面，可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诗经?大田?噫嘻》等篇。荷马叙述的史前时代笼罩在神话里；井田共耕仍然普遍的春秋时代，则早已进入历史记忆了。重建井田成为儒家的复古理想。
战车是青铜时代晚期的主要武器，东西方俱然。由于贵昂并需要高度操作技巧，它是贵族权益阶层的专利。迈锡尼的坟墓壁画就有它的图像。可是当荷马唱诵木马屠城故事时，它久已绝迹沙场。诗人弄不清它的军事用途，把它当作威风的交通工具，说英雄驾它到战场，然后下车徒步而战。罗马人赛车，用战车游行庆祝胜利，但不用它打仗。反之，战车密集冲击，或作为流动发射台，风行春秋战争，《左传》里就有不少描述。
步军适用的铁剑长矛，比战车容易负担得多。铁器提高生产效率，使家庭农户不仅能独立过活、捱度荒年，而且能生产盈余、添置戎装。地中海一带，铁器传播始于国家机构弱若无存的“黑暗时代”。希腊早期，擅长步战的小农已经济独立、军事活跃了。他们发挥团结性，不在农田上共耕，而在沙场上盾牌相连。史学家解释：“当冶金进步使铁武器价格低落、供应充分时，有能力购置使用这种武器的人们，争取到新的政治权力。重步兵成为雅典军队的主力。雅典的民主，尤其是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创建，就依靠他们的支持。”服兵役是希罗城邦公民的首要义务，甚至公民的概念，也可能有军事渊源。前6世纪罗马开始抗拒国王时，操铁器的自耕农早已普遍。自具戎装的农民兼任步兵，在练军场举行民众大会。他们是民众大会的根基，而大会则是罗马共和国政府的民主部门。
春秋列国里，很多国人担任战车战士，有些政治权力。然而，他们身居贵族控制的井田村社，仰公侯供给武装，权力不及罗马公民。与西方技术革命的时机相反，铁器在中国传播时，国家机构已相当强健。战国七雄一面政治变法、集权中央，一面砥砺经济、扶助小农户，并改革兵制，发展主力步军。中国的农民步兵操国有武器，在集权国家的赞助下成长，甚不利于沉醉在旧有权益的封建贵族。社会经济激进，逼政府革新应变。另一方面，动荡中的社会，亦容易受政治干涉指引。政治、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互相推动，在中国要比在罗马复杂。
涉及土地改革的斗争，在先秦和罗马共和国都是政治推动力之一。罗马灭维埃，夺其疆域，一半留做公共属地，其余的割成4至7罗马亩一份，分配给公民作为私有财产。1罗马亩=0.25公顷=3.75市亩。后来的边区殖民地，分地较大，步兵可分得10至20、骑兵30至40罗马亩。但这般慷慨并不常见。考古证实传统印象：意大利农庄小于7罗马亩者，相当普遍。
中国的宗法封建下，土地是王公贵族的权益。私人的土地拥有权，要到前4世纪列国变法时才得清晰。那时魏、秦等国推行授田制，有系统地划分土地，按户籍平均配给自耕小农，也按户籍收税征兵。授田一般是一家亩，若土地瘦瘠，则增至二三百亩。一亩的面积，因时间国度，相差甚大。秦和赵最慷慨，秦亩=18.2罗马亩=4.61公顷=69.2市亩。秦朝统一中国后，把自己的标准推行全国。汉随秦制。
罗马人和中国人理智策划、严谨测量。他们大规模划地授田，在地貌上留下痕迹，至今不灭。意大利和故罗马行省多处，空中摄影显示由方田组成的网络。每块面积罗马亩的方田，依据罗马制度，分为个2罗马亩的长条。战国中，秦、赵、魏授田最广。它们的故地，今陕西河南一带，大规模的地形勘察显示直线格局，到处东西或南北指向，覆盖逾公顷。这现象不见于齐鲁故地的山东。
假设中国和意大利的土壤差不多肥沃，而中国的生产技术已经赶上，那么从类似的典型小农庄面积看，两地的煳口维生水平，大概也差不太远。然而，要了解农民生涯，我们不能单看通常情形。无常的波动可能带来恐怖的风险、无救的转变。涝旱饥荒、病痛战乱、苛捐暴敛，种种灾难能逼一个农户卖房卖地，或落入高利贷的魔掌中。假如征税不收谷物而收货币，农民必须变卖谷物交税，还要看市场价格，连丰年都因谷贱而难过。耕稼是个危险的业务，尤其在没有灌溉、保险、合理借贷的时代。战国早期，李悝在魏国变法，审查农户收支，估计一个百亩农庄（1魏亩=0.83秦亩=2周亩）平时够养五口人。不过他仍然提倡政府行动，因为大天灾能削减产量九成以上。几年歉收，一家子就会陷入无法自拔的赤贫深渊。比李悝的数字更难忘的，是罗马辛辛那提的传奇。辛辛那提是个老牌贵族，前年任执政官。他的一个儿子带领一班恶少去打击政治改革，杀了人，犯了死罪，候审期间弃保潜逃。为了偿还保释金，辛辛那提变卖家产，离城找个5罗马亩的农庄栖身。元老院的使者找到那儿时，他赤着膊在锄地。听到依妫人入侵，执政官被围，罗马召唤他出任独裁者，领兵拯救国家，他呼道：“那我的田今年不能下种了，我们可能不够吃呢！”耕地是农民的生计。因为生活问题如此基本普及，土地改革左右政治，不足为奇。
李悝的写作还显露一个社会特色：他用谷物计算口粮，但用钱币计算衣物和其他费用。金属的价值较高，而且可以质量一贯。硬币是当权者发行合乎标准、带有保证价值印记的小块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记账的单位、储存财产的方法。货币流通、价格稳定，显示商业活跃、政治成熟。中国和罗马的硬币流通，程度高于很多古代农业社会。在西方，前7世纪，今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发明硬币，用以收税和支付外国雇佣兵，其中希腊人最多。希腊城邦马上跟进，各自压制硬币，上载图案口号，寓宣传于商务。移民把窍门带到意大利。罗马早期用大块青铜作货币，到与皮洛斯交锋时，才因军需而认真发行硬币。最先的是青铜币。前年初压制银币。前年开始发行的小银币一直通行到帝国中期。罗马人记账常用的单位是塞斯特，价值四分之一小银币。
前年周王铸“大钱”，诸侯国也跟着各自铸造青铜钱。从大批的出土钱币看，它们相当通用。很多战国钱币形像小型刀、铲、锄，也许因为金属工具一度被用作商贸的媒介。统一后，历代皇朝一直沿用秦的方孔圆钱，上示重量或铸造年号。这简单的设计旨在实用，不管它是否象征天圆地方或外圆内直。铜钱价值低，适合日常应用。方孔便利把钱穿成串，以助携带及清点高额交易。战国时大量使用黄金，但并不压成金币。
2.3 传统与社会
家庭结合自然的血统和人为的教养，传授遗传因子、财产风格、知识技能、权力地位。某个社会对家族的重视程度，从其人名系统可见一斑。很多古代社会中，一个人只有一个名，最多扯上父亲的名，例如耶稣、约瑟之子，提供很少关于亲戚的资料。中国和罗马的系统就复杂得多。每个人有自己的名（罗马的praenomen），上加家族的姓（nomen），贵族还有氏（cognomen），以区别宗族分支。出嫁的妇女以娘家姓见称，例如陈家嫁出的女儿都叫陈氏，罗马朱利（Julii）家嫁出的女儿都叫朱利娅（Julia），–a字尾有如“氏”字。一串的姓氏便利鉴认远亲外戚，创建族谱网络，维系历代记忆，延长家族势力。由此可见家族在中国和罗马如何重要。两者都拜祖先，中国人尤甚。
两个社会皆尊崇父家长，但风俗稍异。罗马法律赋予一家之长（paterfamilias）大权以支配其家庭成员，不论是否成年成婚，都得绝对听命。早时家长对成年儿女有生杀之权，这权在帝国中期废弃，但家长的权威继续风行传播，帝国亡后仍然不息。中国的父权毫不逊色，但基于礼教多于法律。父亲有权体罚儿女，即使儿子身任大官，仍然不免。
在罗马和中国，家教自幼训练人们服从权威，维护长辈权益，也维护文化传统。两地的民风皆甚保守。现代学者指出：“罗马人的民族性异常崇敬权威、先例、传统。他们本能地厌恶变革，除非能证明这变革符合祖先规矩（mosmaiorum）。”效能与罗马祖先规矩相似的是中国的礼，狭义指贵族君子的揖让周旋，阔义指维护贵贱尊卑的风俗习惯。简言之，中国和罗马的社会一般等级森然。各种身份地位都有礼或祖先规矩定下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人都安分守己，不敢妄想越规，那么社会自然稳定。规范多是传统惯例。有些得文字明载，具固定仪式，益增威势。也有少数被编入法律，受国家支持。不论怎样，它们都仗道德教条支撑。
礼或祖先规矩皆体现于实践，包括政治实践。贵族集体统治是一个深固的罗马祖先规矩，体现于元老院这机构。罗马贵族不乏个人野心抱负。为了团结数百成员，元老院设立审判法院以排难解纷，制定地位等级和进阶规章，平均做官的机会，避免任何人功绩过殊，危害整体。狭窄妒忌可能抑制某些人的才华，但有约制的竞争和普遍的荣誉促进和谐，培养出一大群奉公守法、平均素质优越的贵族。他们的团体生生不尽，坚守传统，成为共和国的骨干主导。
中国的礼教主张上下互敬，但强调下对上的尊崇顺服。周代贵族缺乏团结力量的机构，但用繁文缛节维持尊卑秩序。前年平王东迁后不久，周王的实力不及一个二等诸侯，但他的地位仍是天子至尊。蛮夷的楚不算，全权独立、早有王者之实的华夏诸侯，要到前年代才互称为王。礼教的制约，可见一斑。
罗马人和中国人一样，皆标榜权贵人物的典范行为，炫耀其道德统摄力。罗马的元老院很少官式权力（potestas）。它受尊重，全仗它基于显赫地位、优秀成绩的声望（auctoritas）。西赛罗说，平民只会模仿：“历史证明，国家的性格来自它的首要人物。领导人的行为有什么变化，民众生活就会效法。”类似态度在中国更甚，其统治者宣称他们的统治不重力而重德。“德”屡见于《尚书》所收集的先王文书，如“德惟善政”。秦始皇的石刻也屡称德，如皇帝“体道行德”。
中西双方都重视道德教育，但有一个基本分歧。罗马人尊重元老院的声望，但元老们带头尊重法律体制，以崇尚法治自傲。中国儒家认为圣贤单凭个人品德便足以賓士天下，所以贬斥法治，提倡人治。详情将在2.9节和6.9节讨论，但法治理想和人治理想引致种种社会和政策上的差异，本书中俯十皆是。
人类交接的方式，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君臣之间讲究前者，国家公民参与后者。婴儿一开眼见到母亲的笑容，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就此创建。个人关系是相互的，但并不一定对称；上下尊卑便不对称。它容易扣人心弦；感情强弱，则因对象而异。我们每人都嵌在一面个人关系网中，它的中心德行是仁爱和义气（图2a）。这是人类最基本的联结，海枯石烂不渝。可是它的接触范围不大。况且顺得娘来逆爹意，个人关系时常互相抵触，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比较单纯的小圈子。凝结一个人口众多、龙蛇混杂的复杂社会，要靠通情达理洽谈，互相了解让步，解决纠纷，综合各种协议，积聚长期经验，逐步创建比较客观的社会制度，每个人各自遵守，不需具体指明所涉及的其他人（图2b）。交通法例便是人所熟悉的社会制度；依法而行，利己也利所有车子行人。社会结合的中心道德是公义和公平。它不如个人关系般温情，但诉诸冷静思考、理智分析，一面充实私人生活，一面创建法律政制等公共范畴。人类社会因而更阔宏丰富，就像一个三维空间，内嵌平面的个人关系，更有公共范畴所开拓的深度，大大增加了人类交接活动的余地（图2c）。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相接处，不免有摩擦。文明进步，不少在努力探索理性价值取舍，化解摩擦，琢磨社会结合，使能不损公义而容纳更真挚的私情。
图2 人际关系结构
从家人亲戚开始，个人关系世上无所不在。中国人和罗马人一般珍惜家族，但家族之外，两者分歧巨大。周代宗法封建的诸侯国无异公侯的家室，公卿大臣都是世袭，而且多是亲属，彼此论个人关系。扎根于宗法封建时代的儒家，视政治亦不外三纲五伦、上尊下卑的个人关系，如图2a。在罗马，大家出身在竞选中很具优势，以致世家大族代代出高官。然而长官并非世袭；无论谁都必须经过竞选。共和国的法律清晰地划分家与国，兼容个人关系和社会结合，如图2c，而政治则以社会结合为根基。严格地说，现代所谓“政治”（political）概念，多指制度法律，有别于与专注人事的权谋（politics）。以这严格的定义，儒家争权，但于政治概念甚弱。这是它与罗马的一大不同。
儒家教人效忠君王，犹如儿子孝顺父亲。但共和国公民效忠的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SenatusPopulusqueRomanus）。中国古代没有社会（society）的概念；春秋时代，“公”的意义还限于公侯，公田是公侯的田地，公事是有关公侯家室的事情。相反地，罗马共和国（Respublica）的名称，已显示出一个崭新的范畴，即有别于私人生活（resprivate）的公共范畴。在群情活跃的练兵场、民众大会和元老院中，公民们参与社会结合、讨论公共福利。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法律和机构，代表公共范畴，伸张公义，养育公德心，塑造有异于家的国这一政治概念，甚得哲人深思。这些东周前期都没有。到春秋末年，孔子还反对公布明文法律。
传统的力量深固强韧。如以下描述，政治概念、公共范畴虽由战国时改革政治的法家推行，但受复古守旧的思想束缚，在中国始终虚弱。罗马共和国的公共精神，在帝国下式微，但它的法律体制始终屹立。童年塑造性格。在奉公德守法律上，中国比不上罗马和其继承人。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