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来说有什么用

每次诺贝尔文学奖结果的公布,都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意外,惊喜,还是意料之中?因为文学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文学奖成为存在争议的奖项,关于诺奖本身及周边的话题也在争议中被反复讨论、思考。诺奖的评委在想些什么?世界主义的定位和诺奖评选的公平性有什么关系?诺奖的结果会影响读者的阅读趣味吗?

撰文

宫子

时隔一年,我依然记得去年“恭喜阿多尼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诗人的社交截图、媒体宣传、颁奖词,一时间几乎弄假成真。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生的实景?通过新闻,我们得知获奖者;阅读一小段文字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生平和颁奖词;相应的评论文章……短期内他的作品会热卖。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想想莫言。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是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得主,该奖项最终颁给美国歌手鲍勃.迪伦。

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大事件,但也更像是一个齐泽克所言的“前事件”——“其中那看不见的壁垒似乎一次又一次地阻止着新事物的崛起与真正事件的创生”。可以说,诺奖有利于作品的普及,却未必有利于作品的阅读,颁奖词和作品解读已经在阅读之前到来。同样,对于诺奖委员会的判断,我们也应该保持质疑——这一权威奖项是否能代表文学的权威,作为世界性事件,它自身是否也受到了“世界主义”的禁锢。

不按套路出牌的评委喜欢什么风格

今年的诺贝尔奖,不冷不热。说它不冷,是因为获奖者石黑一雄的小说,都能在国内找到译本,而且已经出版了好几年;说它不热,是因为对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这个名字依然陌生,并且之前在博彩赔率榜上也没有他的名字,突然获奖,恐怕比去年的鲍勃·迪伦还要意外。不管是有意无意,诺奖再一次绕过了那些大热门,选择了一位公众视野之外的作家。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

不过在诺奖委员会那里似乎有一种“逆向思维”,许多热门因素会成为作者获奖的阻碍,例如红得发紫的村上春树,加拿大小说女王阿特伍德,以及功成名就的菲利普·罗斯等等,想想罗斯已经封笔了,诺奖似乎也没有锦上添花的必要。而来自文本之外的东西,如作者个人经历等,则可以为候选人提供附加分。比如一度占据榜首的恩古吉·提安哥,肯尼亚国籍(文学小国),黑人作家(种族优势),遭遇政府迫害流亡海外(个人际遇),在“后殖民文学”领域中掀起摒弃英语、选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思潮(话题性)……毫无疑问,相比于模糊的文学意象,政治因素能更明确地佐证那位炸药发明人的遗嘱——“在文学方面创作出最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因为诺贝尔的这句遗嘱实在太过于模糊:理想倾向,可以说没有哪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是不具备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这个可谓毫无标准可言。

相比之下,作者本人比一部作品要靠谱得多。所以,事后再观察石黑一雄,会发现他的确是一个很对诺奖口味的作者,英语日裔作家,幼年移民,并且与奈保尔相比他还不保守,作品属于超越地域性的国际主义风格。

《被掩埋的巨人》

作者:[英]石黑一雄

译者:周小进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年1月

因而,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标准大概偏向这么两种,要么是极为蜗居的,像特朗斯特罗默、耶利内克,一个人能代表某个地域的文化象征,就像以前有人评论的那样——诺贝尔文学奖不会在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而喜欢跑到偏僻荒野奖赏一位当地的天才。要么,就是漂泊型的,和政府存在矛盾的作家。我们看看那些在世的、数次无缘诺奖的文学大家,阿特伍德、唐·德里罗、菲利普·罗斯、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汉德克……不得不说,一方面他们的个人故事不够精彩,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要么太内化,没什么反映社会理想的成分;要么就是游走在后现代与科幻的边缘——而这二者,向来在诺奖面前不讨喜。基本上一个人要是选择了侦探或奇幻风格小说出道,哪怕写得再好,这辈子也和诺奖无缘了。例如托尔金、厄休拉·勒古恩,不能说他们不伟大,但绝对不符合诺奖标准。

“世界主义”的定位影响了诺奖公平?

同时,在今年诺奖正式颁布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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