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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工分”，即通常所说的“绩效工资制”。具体点说，就是每到年末的时候，很多高校或院系会要求教师汇报一年中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相关部门再根据院校收入和年度的总工作量计算出该年的“绩效成绩”，据此决定教师的工资额度。在很多人看来，这与当年人民公社生产队记工分及按工分分钱几乎是一样的。

只是，在高校这样一个“生产大队”里，按“工分”发放工资的方式真的能令教师的工作“保质保量”吗？

“自愿”推行的制度

冯大诚是山东大学的一名老教师。从教30多年的他，跟“工分”打交道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他向记者简单介绍了每年自己都要准备哪些“工分”。

“主要是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内容。”冯大诚说，其中教学工作量包括给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授课和实验课时数、学生人数；指导做论文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人数、本年度毕业的研究生数等；科研工作量则包括科研项目、到账的资金、发表的论文（非SCI、EI除外）及刊物的影响因子等。当然，还包括一年中得到的奖励。

据了解，在国内多数高校，教师每年末需要上报的内容几乎都大同小异，而据苏州科技学院教授陈建新的估算，通过这些“工分”而获得的“绩效工资”，要占到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

完成这些与一年生计密切相关的汇报材料，其实需要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一两天就能准备好。”但是，陈建新却觉得很心烦，“填那些表太麻烦了，而且平时还要留意自己的很多工作，有时真的觉得很烦”。

其实在如今的高校中，觉得每年一次“记工分”很烦的老师远不止陈建新一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种每年都让他们“心烦”一次的“绩效工资制”，其实在国内出现的年头并不算长。

据冯大诚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还是固定工资，“按各人的工资级别拿钱。”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对于教师收入分配的“工分制”却在国内高校迅速推广，高校在这方面的积极性甚至远非执行教育部的任何一项官方指令所能比拟。而据记者了解，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还有部分国内重点高校在推行以“工分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工分制”在高校大行其道，原因何在？

对此，冯大诚给出的回答很简单——它能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

“在学校里，教学工作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相对于教师增加收入的希望而言，这种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在‘工分制’下，教师要想增加收入，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做科研、多发文章。”他说，而对学校而言，教师“不须扬鞭自奋蹄”，可以在短时间内让高校申请到更多的硕士点、博士点，争取到更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这自然是最大的好事。“这是各学校领导发自内心所希望推行的制度。”

然而，这种制度真的有领导们想象的那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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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本就是大学

程　星·

2教授本就是大学

程　星·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故事。话说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１９５２年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这家著名常青藤大学的校长。上任伊始，将军在下属的陪同下巡视校园，会见校董会、行政人员和学生，最后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将军致辞。他首先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只见哥大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Ｉ·Ｉ·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拉比教授在这样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毫无惊世骇俗之意；他只是以合乎他身分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合乎常情的事实。惟一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事实”只是合乎大学内的常情；换了任何其他场合拉比教授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粗鲁无礼的家伙。

在美国大学里有这样的说法：领导大学教授比看管一群猫还难。因此，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常自嘲为“牧猫人”。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俄伦伯格在《学费看涨》（TuitionRising:WhyCollegeCostsSoMuch）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俄伦伯格担任康大副校长时兼管该校的预备军官培训项目（ROTC），而军方ROTC的司令则是职业军人，常常是由上校衔的军官担任。当时俄伦伯格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康大有几个学院拒绝将学员在ROTC必修课程中取得的学分折算成从他们学院取得学位所必修的学分。其结果是，ROTC学员必须完成他们所在学院的所有学分外加ROTC要求的课程才能取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ROTC司令找到俄伦伯格，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军人的想法，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俄伦伯格是分管教务的副校长，所有的学院院长都对他负责。只要他下一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可是，按照大学的管理方式，课程和学位要求是由学院和专业的教授决定的，连学院院长都不能说了算，更不用说分管教务的副校长了。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我自己的困境。自从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后，我几乎每隔一阵就会收到求助的电话和伊妹儿（email）。这些求助人往往是我过去的朋友、我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至从未谋面的校友，等等。他们的问题都很共同、很简单：怎样才能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和资助；他们的要求更共同、更简单：只要我到他们申请的系里去向系主任或有关教授说说情。最难以对付的是在我回家探亲将我当面“逮住”的那些朋友，他们往往先把我往餐馆拽。我明知这是“鸿门宴”，但说“不”的代价无异于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但不说“不”的代价呢？

有两种结果：

一是我自讨没趣。美国教授最烦别人干涉他们分内的事，特别在录取学生和决定资助这档子事上，他们简直六亲不认。因而，你去为什么人说情，他轻则请你自重，重则把你告到上面去。

二是我为被求情人帮倒忙。有的教授原来对某人没有什么成见，现在见到有人来“走后门”，反而找到了不录取的理由。反正录取研究生是教授说了算，连院长也无权干涉。

其实，美国大学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够我行我素，不认情面，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教职终身制（tenure）。

一般来说，系科在助理教授任职的第六年上开始对其科研、教学和参与学校社会和管理活动情况组织评定，然后从系科到学院到学校一级一级地往上报，直到校董事会最后认定。一旦教授被授予终身教职，学校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诸如刑事犯罪等，而且还要经过冗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将教授开除。

教职终身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防范企业家和慈善家通过对大学的捐助来干涉以至控制大学教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活动。十九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激进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教授提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铁路系统应当交给政府来管理，而不能由私营企业来把持。殊不知，勒兰德·斯坦福生前正是通过铁路建设发家的，并在后来成为加州州长。斯坦福先生过世后，他的遗孀成为斯坦福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这件事可想而知的结局便是罗斯教授被赶出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虽不普遍，却也并不罕见。为了防微杜渐，美国高校遂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保证教授教研活动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利（lehrfreiheit）。所以，教职终身制的建立，其最初的宗旨是保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使得教授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传播任何有争议的思想和言论，都不会对他们的“饭碗”构成任何威胁。

大学教授所享受的保护在１９９４年又提高了一级。

按照国会在１９８７年通过的对《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的补充案规定，高校不允许强迫教授退休。这个新法案的实施，将取得终身教职教授的铁饭碗上又镀了一层金。试想，在美国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过了五十岁就战战兢兢，生怕失去饭碗后再找新工作不容易。因为这个年龄档子上的人一般工作经验丰富，工资接近任何行业中的顶峰，而且一旦受雇，很可能会在单位里待到退休，所以雇主还要将他们的退休金早早地端正好。这样一来，除非杰出人才，有多少雇主会愿意招揽那么多的麻烦呢？可大学教授不同。在一般学术领域里，姜的确是老的辣；特别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定的人生积累，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资深教授在大学里就成了无冕之王，他们给大学带来声誉和研究经费，并占据重要的行政管理职位。在靠校友捐赠为生的私立高校，资深教授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只有他们的老面子才能让事业发达的校友和其他慈善家们慷慨解囊。

亲身体验到无冕之王的权威，是在我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不久。

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哥大师范学院的Ｓ教授，想聘我到他主持的一个在职中小学学区总监和校长博士班任兼职教授。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了。要知道哥大师范学院不仅在美国教育学院中名列前茅，而且由于杜威教授及其门生胡适博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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